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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禽流感论文像投往学术界的两枚导弹一样，令科学界如临大敌。
因为“危险”，美国《科学》杂志的主编不敢将论文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杂志社每个接触过该论文纸质版本的人，都必须将其及时销毁；包括论文作者在内的一些世界级流感研究者决定，在事态明朗化之前，暂停禽流感传染研究60天；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则在争论中耗费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因为一些人支持全文发表，另一些人则要求删除关键细节后再发表。
虽然两篇论文分别来自荷兰的荣·费奇研究小组和美国的河冈义裕研究小组，并且分别被投往美国的《科学》杂志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但河冈义裕很明确地表示，两个小组得出了相似的实验结论。
“到今天为止，H5N1型禽流感病毒还没有在人类之间传播，一些专家声称那是不可能的事。”河冈义裕说，但通过在实验室里对病毒基因进行改造，“我和荣·费奇领导的研究显示，H5N1病毒有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的潜能。”
在去年12月发布的第一次建议中，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认为，如果全文公布，实验结果将可能被生物恐怖分子利用，“后果是灾难性的”。但一些科学家反对称，这破坏了科学界的基本规矩，公布全文对开发禽流感疫苗的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
最终的结论出现在3月30日。据《自然》网站报道，经过两天的会议后，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美国政府允许全文发表河冈义裕的论文。随后，以12∶6的票数，建议费奇的论文在修改后全文发表。
“我们没有删除任何细节。”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费奇表示，“并且还增加了有关这一研究将如何有利于公共卫生的内容，我们对目前的结果很满意。”
与它相比，炭疽也显得微不足道
登录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就会发现，这种1997年在中国香港首次感染人类的病毒，至今仍威胁着人们。
“由于H5N1型禽流感病毒在某些禽类群体中的广泛流行，加之绝大多数人对它没有免疫力及其引起严重的人类疾病和死亡的可能，它目前仍是流感病毒中具有大流行潜质的一种。”该网站这样写道。
接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费奇和河冈义裕，分别来自荷兰伊拉兹马斯医学中心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在他们的实验室里，H5N1病毒是共同的主角。去年11月，他们向学术杂志提交的论文里写道，通过基因改造，H5N1病毒变得很容易在实验室哺乳动物之间进行传播。费奇的论文指出，病毒基因只需要经过5次变异，就可达到最终效果，而这5种变异此前已经分别在自然界中独立观察到过。
今年1月底，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声明时，毫不犹豫地肯定了两篇论文的意义，“这一信息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在完成这些实验之前，并不确定H5N1病毒是否能够获得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现在这个信息已知了，社会就可以采取全球性的措施为自然界天然产生这样一种病毒而做准备。”
不过，在2011年12月20日——这份肯定到来前的一个多月——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就已经作出“删节后发表”的决议。
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张新庆博士看来，这一决定并不难理解。论文内容包括改造病毒，并直接为禽流感病毒创造了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这就可能使其产生“双刃剑效应”。
事实上，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双刃剑“割伤自己”。该委员会成立于2001年，那年秋天，有人将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及两名民主党议员，最终导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就曾在当地政府生物防御实验室工作，是那里数百名可能接触到炭疽杆菌的人之一。
但成立11年来，这个委员会第一次针对学术论文作出这样的决议。委员会主席保罗·凯姆同时也是一名炭疽病毒专家，他说：“我想不出来另一种像这个（H5N1病毒）一样可怕的致病微生物，与它相比，就连炭疽也显得微不足道。”
科学史上糟糕的一天
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在去年12月20日作出的决议，并没有为整起事件画上句号，甚至恰恰相反，由此在科学界、媒体和公众间引发的激烈争论才刚刚开始。
《自然》和《科学》杂志均表示，尊重委员会的建议。但《自然》的主编却坚持，研究人员获知其他人员的研究细节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科学》的主编布鲁斯·艾伯茨则透露，杂志社内部对此的意见并不统一，他们已经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甚至召开了超过25次电话会议。
今年2月，一位前去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2012年年会的中国记者发现，艾伯茨主编在年会上临时增加了一场专为那篇论文而进行的新闻发布会。
就在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一个不对外开放的会议，与会者包括费奇和河冈，以及来自科学界和出版界的20名专家。
据媒体报道，在这场会议上，两位科学家将打印出来的论文发给与会者，每一份都做了编号，拿到的人需要在接收和返还时两次签名确认。研究者最后把收回的纸张当着所有人的面悉数销毁。也是在这一天，流感研究人员同意暂停禽流感传染研究60天。
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文森特·拉堪尼洛对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实验室改造的病毒几乎不可能造成可以在人群中广泛传播的疾病，认为人类可以重复自然界发生的物种进化和自然选择，是人类科学最典型的傲慢与偏见”。同时，这位科学家将委员会发布决议的12月20日称为“科学史上糟糕的一天”。
资助这两项研究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则求助于本国政府。NIH声称，政府正积极争取如何为有正当理由阅读该论文的人设置“安全准入机制”。不过，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巴克利教授并不买账，“谁来为研究者颁发合格证明？这套体系按什么标准进行？到最后，这会不会成为‘老大哥’时代的开始？”
最终，还是研究者本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费奇反复站出来为自己的研究进行辩护。
他提到，“实验在一个BSL-3级、负压、经高效空气过滤的实验室内进行，所有研究都在3级生物安全柜和3级隔离装置内进行，很多条件与BSL-4实验室很接近。”这是普通的实验条件难以达到的。
费奇还反对媒体在报道中夸大变异病毒的危险性，在实验室中，他们用来做实验的雪貂，受感染后无一死亡，仅仅患病而已。他认为，变异病毒“并非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可以杀死全球一半人”，病毒从实验室外泄后会像野火一样蔓延的说法也很“牵强”。公布详细数据将帮助科学界监控H5N1型禽流感病毒在野生种群中的其他变种，以更好地测试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
这些论述说服了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两篇论文的实验细节可以全部发表。
这充分表明了科学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研究员贾鹤鹏看来，在此之前，信息公开与公共安全之间的争论并不少。
他注意到，就在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的第一次决议发布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科学与审查》的文章。文章指出，这并非美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为科学信息保密。此前，保密的领域包括密码学、核物理学、生物学。如今，轮到了“当下最热门的学科——病毒学”。一位美国官员就曾经这样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某些知识也是摧毁性的力量。”
以1970年代美国的新型密码/解码技术为例，美国军方认为，如果公布这一成果，会使苏联情报工作如虎添翼，但在科学界的集体抵制下，成果得以正常发表和传播，并最终成为促成硅谷信息技术发展的动力之一。甚至上述美国官员也感叹，审查制度常常失败，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开放。
“我的一贯观点是，科学界自身有能力解决这些潜在的风险性研究。”贾鹤鹏说，“这么多年来有关科学狂人的想象一直不绝于耳，但科学狂人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出现，这充分表明了科学的自我调节能力。正因为如此，伦理层面的顾虑要考虑，要提及，要讨论，但不应该是政府来介入，这就会把科学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
张新庆则认为，尽管目前中国还未发生过相似的争论，但这起禽流感论文事件也可以提醒中国科学家在设计、研究和发表过程中，要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这场争论让人清楚地了解到，科学快速地进展给人们带来的伦理挑战和伦理上的不安全感。其负面意义可能是树立了一个比较坏的政府干涉科学的典型，但促成了社会各界对其进行探讨，这就是正面的意义。”贾鹤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