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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以下简称“地大”）大三学生刘犟嗣是个典型的“地大男”——长相普通，衣着打扮不拘小节，上课发言脸涨得通红，每天干得最多的事儿就是躲在自习室的角落捧着一摞书“狂啃”。
在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里，作为工科生的他几乎从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校园社交”活动。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自己一看见漂亮女生就不敢说话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委书记王甫为地大校园里一大批像小刘一样的“地大男”捏了把汗，“专心搞科研、埋头苦读是理工科学生的优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善言辞、不爱与人打交道，这将成为他们未来走上社会后的一块‘素质短板’。”
一项针对地大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地大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工程师、总工程师，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管理者。
直到三年前，地大团委的一场试验，给一大批原本普普通通的“地大男”提供了一个“翻身”的机会。这场试验名叫“我的第三只眼”大学生社会观察主题教育，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存活”至今，一些参与试验者，如今已然成为地大校园内的“草根明星”。
校园“双非”小人物的蜕变之路
原本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刘犟嗣，如今总有说不完的话，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笑意，“欢迎你加入我创建的QQ群，名叫‘个人群’，很有性格的一个群。”
刘犟嗣介绍，“个人群”现有成员四五十名，几乎每天都会讨论当下最新鲜的话题。刘犟嗣既不是学生干部，也不是学术尖兵，是地地道道的、再普通不过的校园“双非”小人物。但他的QQ群里，却云集了来自计算机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物理与空间技术学院等多个学院的同学。
“朋友众多”的背后，是他应邀到10多个班级演讲的“传奇经历”。
按照“我的第三只眼”活动规则，所有地大学生都可以在某个固定时间段内向学校团委递交自己拟演讲的课题，课题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三农”问题、教育发展、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和网络热议6个方面。经团委筛选后，一份标注有演讲人姓名、课题、电话的信息表会被送达每一名班级团支书的手中，团支书将根据学生意愿邀请某一名演讲人带着自己的课题前来参加班级团组织生活会。
刘犟嗣的课题《地大“励志哥”引发的思考》受众众多，这也是这个地质学基地班学生入学后第一次走出教室和图书馆，在听众超过10人的情况下，针对非所学专业领域发生的事件公开发表意见和看法。
不久前，他竟意外地收到大一学生的邀请，学起了二胡。对方因听他演讲而与他相识，“破例”允许他这个“超龄”人士加入只有大一、大二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的民乐团。“民乐团有很多漂亮学妹，我现在至少敢跟人家说话了”。
同样的改变还发生在地球物理专业学生秦政的身上。
这个身材高挑、长相不错、嗓音浑厚的男生，曾多次拒绝辅导员老师的好意，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尝试做一名校园主持人。“大学物理挂过科，学习成绩中等偏下，从没参加过社团活动。”秦政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展示自己，“高中时，我上台给同学们讲一道数学题，啰嗦了半天，台下的同学都没听懂”。
大一下学期，他壮着胆子与其他几名同学一起组成团队，申报“我看大学生兼职”课题。几次应邀巡讲下来，如今的他，竟会主动报名参加学院主持人竞选，并从10余名候选者中胜出，主持了一场元旦晚会。
了无新意的支部生活被激发了活力
对于大二应用化学专业班团支书王亚楠而言，“我的第三只眼”系列巡讲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
“团委要求团支部每个月搞两次组织生活会，挺头疼的。”大一刚入学那会儿，王亚楠能想出不少有创意的活动形式，一年下来，她也有些“黔驴技穷”了。那时，她基本能把每个月的活动主题背下来，“3月学雷锋，4月、5月红色理论……不可能每次活动都有新意”。
还有一个困境是，组织生活会上，除了几名班干部偶尔会发言外，其他很少有同学会主动发言，“实在太无聊时，他们会自带书籍看看”。
王亚楠一直认为，自己班的同学“没什么讲话的天分”。渐渐地，她也就在组织生活会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我们理科生都不爱说话，强求不来”。她曾到文科班团会上学习过，那里热闹得很，“文科生都是争着发言，天生的，没法比”。
然而，正是王亚楠眼中理科生“天生的”这个劣势，却在几次“我的第三只眼”系列巡讲过后被彻底颠覆。这两天，她不得不忙着受理班里4个团队、10余名学生的课题申报事宜，“简直太意外了”。
应用化学专业学生申报的课题竟涉及微博传播、hold住姐、低碳生活等诸多“潮人潮事”，“很多人听了其他学院学生的演讲，吓了一跳，有点儿PK一下的意思。我们理科生也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口才。”
地质学专业大二学生王家林听了四五场演讲后，不仅自己主动申报了一项课题，还践行起了某场环保讲座中演讲人提出的建议——用过的论文纸背面还可以用来打草稿；把宿舍里的塑料瓶、废报纸收集起来，统一捐给环保志愿者协会；使用过的旧课本全都存着，留给学弟、学妹们二次使用。
令人纠结的教育引导究竟怎么做——团委靠后站，学生向前冲
一组校团委的内部统计数据从未对学生公开，这组数据就如一块铁疙瘩，始终压在校团委书记王甫的心头。
学生对校团委每年组织的30余项活动评价显示，教育引导类活动最不受待见。其中“青马工程”评价最低，每个学院每年至少组织两百人参加的“五月的鲜花”大合唱评价也较低，社会实践排名第一，科研立项排名第二。
王甫为此纠结不已：一方面，教育引导不能丢，另一方面，教育引导又不被90后学生所接受，“团委累死累活搞个活动，好不容易把学生组织起来，学生还不买账”。他曾见过个别班级把“杀人游戏”作为组织生活会的主要内容，“再想不出好办法，团组织生活会就会朝着泛娱乐化发展”。
去年，“我的第三只眼”活动也被纳入评价范围，结果令王甫感到舒心不少，“毕竟是教育类活动，本来特别担心它排名靠后，没想到竟排进了中上游。”
每学年末，地大团委会根据各个团支部对演讲人的邀请数量、好评数量进行评定，优秀者能获得两三百元的奖金。
王甫原本以为，这两三百元的奖金可能会成为多数课题申报人的“原始动力”，但实际情况却令他刮目，大多数申报人都是校园里的“双非”小人物，而且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地想要得到锻炼的平台。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大三学生吴金根来自江苏泰州农村，他曾连续三年申报“我的第三只眼”课题演讲，仅入选一次。
他至今仍记得自己第一次站上班级讲台时的囧相，“一下子蒙了，背了N多遍的词，全都忘了，讲话断断续续，台下人都在笑”。他尝试通过开玩笑来调节气氛，却屡次失败，“我以为自己开了个玩笑，自己在那儿笑，台下没人笑”。
尽管现在的他说起话来还是磕磕绊绊，但他依旧为自己的改变感到骄傲，“我以前遇到熟人从不主动打招呼；宿舍卧谈会总是人说十句，我答一句；成天泡在自习室，埋在书堆里。”他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能通过年底的满意度评分，“评分是其次，我最想做的还是改变自己”。
下一步，王甫打算从这批“土生土长”的“草根明星”中培育几个真正能担起校园意见领袖重任的“校园名人”，一个重要的准则是——团委靠后站，学生向前冲，“让学生教育学生，让学生和学生对话，团委站到后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