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广场上的集体讨论

    你是否注意到广场在中国的变化？当代艺术家汪建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切身感受是：“我插队的时候注意到，凡是生产队开会都要到广场，其实生产队没有广场，就是到晒麦子的地方。广场的概念是从农村晒麦子的场院演变而来的，我们需要一个人讲话时能有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听。最初，广场的功能就是集中开会的地方，但是到现在我们突然发现它有死角，电视比广场更管用。”

    “广场”一词，日前被《三联生活周刊》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引用在他们共同主办的大型公益文化活动——“思想·广场——三联生活周刊-UCCA文化节”中，该活动汇集了60位学者、作家、艺术家、设计师、电影人等，呈现25场讲座和对话、3场电影分享、6场艺术跨界活动以及长达10小时的露天音乐演出等。主办方希望在不同的“广场”中，汇集跨界思想资源、并讨论分享。

    汪建伟与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陆兴华就在这样一个“思想广场”上探讨起“将要到来的艺术将如何被引领”的话题。他们并不认为知名艺术家喜欢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或《甄嬛传》就是媚俗，这些也可能为艺术家带来哲学上的反思，它并不妨碍艺术的引向，因为当代艺术生态中有不同的组成部分汇聚在一起的，而并不只是几个知名的艺术家在引领。

    作曲家刘索拉则在讲座中对声音进行反省。她提出，音乐是个性的、开放的，在严肃之外，可以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刘索拉回忆起琵琶演奏家杨静，这个“可以为一个音去死”的艺术家已经掌握琵琶所有演奏秘诀，可以完美地表达任何技术。但她太“学院化”，刘索拉便介绍国外擅长即兴演奏的音乐家给杨静，以“制止”她在演奏中太过严肃。刘索拉认为音乐不该强调表演，而要注重交流。

    每个讲座内容各不相同，但既然要讨论与分享，那么在同样一个屋子里的观众与主讲者，便都是“平民”。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院长尹吉男在讲座开始时就说：“这是一个平民的交流，讲的人是平民，听的人也是平民。旧贵族和旧文官都没来，因为他们现在都在坟墓里，当然有的可能连坟墓都没有。”

    在这样的“平民化”的交流下，艺术家们在不断反省，听者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其内容的理解，或是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与艺术家纠缠，或是直接离席。一场时间有限的活动也许并不能彻底改变艺术家和观众，尽管它有死角，但也为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广场”？

    陆兴华认为现在我们拥有的“广场”其实只是集市，充满玩具和伪劣产品。在这点上，知识分子有责任。改革开放他们引进许多西方的东西，而这些可能就是放在我们广场中的垃圾，或者废旧的装置。陆兴华强调：我们的广场需要‘疏散’，需要重新洗牌。言下之意，我们不能继续秉承“拿来主义”，而是需要更多有益的尝试、创新和思考。

    文化节以刘索拉与朋友们的乐队的演出“中国HIGH”为尾声，大批观众围着舞台，台上尽是些知名音乐人。他们或即兴、或“严肃”的表演，却似乎没能让观众兴奋起来，大家都僵直着背，听着那些鼓点。艺术该如何走进平民？或许我们仍应该在“广场”中集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