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必迎合和取悦民意

    说到“文学与民意”，乍看起来有些无厘头，难道文学与民意存在互动关系？颇有人研究文学与政治、法律或宗教的关系，却没有人研究“文学与民意”的题目。但最近莫言获得诺奖，立时有人要求莫言从一种立场转向另一种立场，有人认为莫言“批判性”不够，有人呼吁莫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这说那。如果说文学与民意没有产生实质互动，起码民意已经盯上作家，正在积蓄“互动”的势能。 

    这也不奇怪，有社会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具备物质与话语权等影响力，人们要求他们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在情理之中。陈光标做慈善出名了，就有绝症患者家属给他写信求援。微博上经常有人直接向富翁表白，希望得到支援。甚至有农民买彩票中了500万大奖，也很快有素昧平生的人上门求助。一方面，求助者可能确实别无他法；另一方面，成功人士提携一下后进，也是积善积德的事。 

    作家及其作品要直面文学批评，也要直面大众的说三道四。但文学批评以理性探讨为前提，本身需要遵循一定原则、方法论等规范性要求，没有哪个批评家会自以为有权、有能力指导作家的创作活动。众声喧哗，更不是文学创作的价值座标系与指挥棒，它经常是无原则的、情绪化的。而作家与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应由历史来淘洗与评定，试图通过发动一场舆论攻势来影响作家，完成触及灵魂的改造，是狂妄与无知的表现。 

    针对莫言的所谓“民意”，说穿了就是要求他“讲政治”，要文学家站队、表态。从文学史来看，文学与政治勾肩搭背从来没有结出过什么好果子，实际上只带来了悲剧与荒诞。比如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曾经被视为揭示资主主义罪恶的经典与杰作，现在却被目为“主题先行”的样板，读者已经很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论战，争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梁实秋主张文学应当反映“永恒不变的人性”，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而鲁迅与之尖锐对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人性”，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现在看来，鲁迅自有其深刻之处，但梁实秋那些专讲吃喝玩乐的文字，经历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证明也有其恒久魅力。

    有人强调，我讲的此政治非彼政治，似乎他顺应历史潮流，手握真理，讲的是“好政治”。但正如“开放社会”旗手波普尔所言，人并不能掌握真理，而只能无限接近真理，所以自以为发现真理的人不要盲目自信。极“左”的年代，人们不是真诚地以为极“左”就是真理吗？文学应有思想含量，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学与“真理”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以为手握真理的人还有一种说辞，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所以莫言也应当“文以载道”。所谓“文以载道”之“文”，本来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写“文章”，即散文。小说向属俚俗与末技，根本不在“文章”之列。自然，我们可以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传统，问题是“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你拿着的是道，别人怀揣的同样是道。莫言小说关照“传说、历史与当下”，已经文以载道了。 

    文学不可能与政治完全隔绝，但文学有独立于政治的目的与价值，作家有自己的美学观念、文学追求与创作风格，说穿了，文学不是政治，文学是文学自己。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是“十月革命”后逃离俄罗斯的“白俄”，但他无意反苏，他说：“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我们应当从历史吸取教训，对文学少提急功近利的要求，给作家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由地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