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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美国狄克森州立大学被曝光，自2002年以来陆续与中国19所高校签订校际交流协议——“全球通道项目”交流计划，以颁发双学位或去迪斯尼公司实习为招牌，通过校际交流形式吸引中国学生，人数超过400人。学生赴美后根本无须完成学业，就能够拿到该校颁发的文凭，像文凭工厂一样。若不是美国认证机构的报告，中国许多高校和学生恐怕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类似的国际交流项目在高职院校中也有存在。而每年，国内读者也都会读到类似的新闻：国外学校倒闭，中国留学生欲诉无门。
目前，国内高校热衷于教育国际化并乐此不疲，其中潜伏着一定风险，需要引起关注。比如，如何擦亮眼睛、提高甄别能力，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在迫切的教育国际化需求中，高职院校又该如何理性看待学校发展与开展对外合作之间的关系？
最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上海市教科院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全国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具有形式多样，需求旺盛；总体滞后，发展不均；平台有限，困难较多；目的明确，规划薄弱等突出特点。
总体滞后，发展不平衡
课题负责人之一、上海市教科院——教育部国际教育研究和咨询中心执行主任朱兴德表示，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向。近年来全国各地高职院校结合自身特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合作，如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聘请外籍教师、组织学生境外实习和就业、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与挑战。
与普通高校相比较，国内高职院校的国际交流合作，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而且地区间、学校间发展不平衡。
调查显示，2008～2010年，平均每1000名高职学生中，每年仅有两人有机会参加一次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平均每10个教师中，3年内仅有1人有机会参加一次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每个学校平均每10年才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每年平均接待境外来访10人次，出访不到9人次，明显低于普通院校。
另外，目前只有72.6%的高职院校聘请了外籍教师，校均聘请外籍教师4人，其中84%为语言课教师，49.1%为短期教师。
而地区间、学校间的发展也极不平衡。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地区及校际差异明显，表现在价值取向、队伍建设、战略规划、经费保障、工作活跃程度等各个方面。
比如，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近60%集中在江苏、山东、河南、上海和湖北5省市，西部地区五省区目前只有陕西省部分院校举办了中外合作高职办学项目。还比如，经费保障的校际和地区差异比较明显，那些安排国际交流合作专项经费预算的院校，年度预算额从1万～200万元不等，相差悬殊。东部地区院校的经费支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院校。2010年全国平均每位教师国际交流合作支出经费333元，其中东部院校平均支出356元，中部院校平均307元，西部院校平均203元。国家示范性院校因为有建设专项经费安排，所以经费支出额要明显高于其他院校。
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无论活动频次、参与人员规模，还是经费保障、效果评价等各方面，都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而且，学校间、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教师和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比例明显偏低。
需求旺盛，准备不足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着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强烈需求，和较明确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为了加强学校能力建设，和打造师生锻炼平台。但是，校本规划、人才队伍、制度保障等各方面的准备严重不足。反映在现实中，部分学校想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很想做”，但是不知道“如何做”，“如何做得更好”。
在接受调查的院校中，有76%的院校认为目前开展国际交流合作“非常必要/迫切需要”，20%的学校认为“有必要/需要但不迫切”，二者合计高达96%。由于学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院校领导，所以目前高职院校管理层普遍具有比较强烈的国际合作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水平显著低于学校管理层的需求水平。调查显示，教师的需求不及学校管理层需求水平的三分之二，学生的需求仅有学校管理层需求水平的一半多。
朱兴德认为，高职院校学生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需求水平相对不高，主要原因是经费制约和语言障碍。正是高收费的国际合作项目，令不少家境一般的学生望而却步。
“对此，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朱兴德指出，从根本上讲，学校国际交流合作需要依靠教师和学生，并最终服务于教师和学生。如果教师和学生的需求水平和积极性不够高，那么具体工作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
有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积极性，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就是高职院校对于国际交流合作的目的性，以及对于学校发展的关联度，是否有充分的考量。
在朱兴德看来，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一项复杂而敏感的工作，事涉教育改革发展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有针对性地去开展，因此学校需要作好充分的准备。但是，高职院校目前这方面的准备还很不充分。
调查显示，有42%的院校至今还没有建立国际交流合作专门管理机构；将近1/3（29%）的学校既无国际交流合作专门管理机构，也无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有将近一半（43%）的学校目前开展的国际交流合作与学校整体发展规划没有密切关联，而且在学校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不高。只有27.4%的学校设立了国际交流合作专项预算，不到1/3；部分学校的年度预算只有1万元。很多学校目前处于无专门机构、无专业队伍、无专门预算、无明确规划的“四无”阶段。
另外，学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归根结底是为提高办学质量和培养人才，但目前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战略规划滞后，存在随意性。
目前，超过2/3（68%）的学校没有学校层面的国际交流合作总体规划；将近一半（43%）学校开展的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与学校整体发展规划没有关联。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学校尚没有战略管理的自觉意识，工作存在随意性。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关于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的政策还不够明朗。
避免“一窝蜂”和“被合作”
“如果规划和能力建设长期滞后，而需求又持续高涨，很可能出现‘一窝蜂’的无序局面，产生大量‘被合作’，引发一系列问题。”朱兴德表示。因此坚持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当受骗。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积极实施教育服务出口战略，通过招收国际学生、开展合作办学等多种途径推销其教育服务，中国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市场。在这期间，部分外方学校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存在忽视教育质量的倾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某些国外院校同时在中国境内开展了数十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多者达到40多项。为了追求规模效益和降低人力成本，它们派出有限的教师在不同教学点之间来回飞，同时讲授多门学科，又不能很好地与学生进行交流，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这样的合作办学越来越不受欢迎。“一所外国院校同时与我国多所院校开展合作办学，教育资源特别是教师资源的分配和质量保障，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同时存在极高的风险，需要学校在开展合作时提高警惕。”
“校际交流中的质量保障亦不容乐观。”朱兴德表示，近年来，由于中外合作办学坚持从严审批，许多学校被迫改变策略，主要通过校际交流方式吸引中国学生。
但是，由于校际交流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学校间的课程衔接、学分转移、资格认可和跨境监管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双方院校不能妥善处理，或者对跨境监管有所疏忽，那么，教育质量就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因此，朱兴德表示，在高职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时，希望政府加强规划引导，并给予更加强有力的支持。比如，加强对合作办学与校际交流的管理，构建跨境合作机制，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而针对经费不足，外语水平有限，缺少政策支持和政府项目，缺少专业服务等高职院校目前存在的一些现实困难，政府部门可以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与项目平台，提供经费支持与保障，完善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龚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