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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停车。”
曾馥平喊住第一次走这条山路的司机，跳下车掰开路边的树杈，等同行的车队都从树杈下驶过去，他才松开手跟上来。群山间起伏的石子路，大多只能容一个车身。车上一位老乡说，搁在10多年前，路边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头，一个来回就能“报销”一批轮胎。
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山路，当地人管它叫“上山的路”，越过两三个山头，约摸两个小时，一个名叫古周的小村庄出现在车队面前。村委会主任谭老汉笑着迎了上来。
古周村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58年，这里曾因放出了水稻“亩产超过13万斤”的“卫星”而名声大噪，加上喀斯特地貌遍布的自然环境，最困难的时候，“老天爷一不高兴，这一年的收成就都没了”。谭老汉告诉记者，那时候的他还是个孩子。
但是，他从未想过要改变，因为“一切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路的另一头，是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曾馥平是该站的副站长。19年前，他还是一个刚进研究所的小伙子，梦想着成为“侯学煜”那样的科学家。上世纪90年代，环江县接到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接纳了8万名生态移民，他们都是因喀斯特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不得不搬离家乡的百姓。批文下来后，曾馥平主动请缨，来到了这里。
老乡告诉记者，“那一年，科学家走进了大山，老百姓则出了山。”还是在那一年，对于谭老汉和曾馥平，他们的命运几乎同时改变。
曾馥平改变了他最初设想的科技轨迹，从那次政治任务起，他一待就是19年。2002年，他全票当选为环江县副县长，这在当地属第一次，一个外来挂职的副县长被人大代表一票一票选出来。而在4年前，他才刚刚开始挂职科技副县长。
不过，聊起刚开始的那4年，便能发现，这个全票来之不易。
在喀斯特地区，从山下往上看满眼都是石头，从山上往下看才可以看到一窝窝泥土，这样的土地在理论上被认定为“不适宜耕作”。但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谭老汉回忆，当地人常常用锄头一点点挖开坚硬的岩石，把稀薄而珍贵的土壤一点点地聚集到一起，圈出一小块一小块土地，见缝插针地种些玉米，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口粮。
其结果是，播种粮食的山坡水土流失愈加严重，地越种越少，日子越过越穷，石漠化也日趋严重。
包括曾馥平在内的科学家设计出一套生态“适应性”发展方案：把种玉米改成种牧草、养牛——牧草播种后，6年才需翻耕一次，而且它们的根系能牢牢抓住土壤；一亩牧草能养活一头牛，一家养上四五头牛，能有七八千元收入；牛粪还能用来生产沼气，可以替代木材燃料，保护薪炭林、水源林。
设想不错，但对像谭老汉这样不愿“抛弃传统”的老百姓来说，他们能接受吗？
从车上下来，记者随曾馥平一行人走在古周村泥泞的小路上，只见两侧的人工牧草十分茂密，不少已有半人之高。钻进毛南族村民的牛棚，便看到牛棚里4头牛正在吃着刚收割回来、切碎的牧草。
谭老汉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一亩草能养两头牛，一头牛能卖2000元，每户最少也要养四五头牛，占到户均收入的80%。对比以前，种玉米一亩地只能挣两三百元。他说，“村里有钱了，生态也比过去好多了，也不用再迁出去了。”
然而，在10多年前，曾馥平第一次下乡劝说村民改种牧草时，却吃了闭门羹。
他本以为，跟村民讲明白“科学道理”，他们便会照着做；但当他跑去村子时却发现，连人都见不到一个——村民只扒着门缝看他，门也不开。
第二次，他学着入乡随俗，拎上几斤熟牛肉、带上好米酒，去村民家喝酒。那回，平常几乎从不沾酒的曾馥平喝得大醉，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天亮。等他醒来，村民们围在床头说：“我们信你了，你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时任县政府扶贫办主任的谭勇还提到另外一个细节——当年他和曾馥平一起敲开村民的门，吃饭时，他发现老百姓家里的筷子很脏，有的甚至都发了霉，有的被火烧过，折了一半。曾馥平拿起筷子，在腋下擦了一下，便用了起来。曾后来告诉他，“不这样，老百姓接受不了你。”
两年过去了，环江县上南、下南、木论、龙岩4个贫困大石山区97户513名移民出山了，搬进了一个称为“肯福示范区”的地方。后者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人均纯收入达到1220元，比之前多了一倍多。
按照县里的统计，如今的“肯福示范区”，更是高达80%的农户住上了楼房，95%的建了沼气池。2011年，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652元，高于环江县和河池市的平均水平。
这一举措还受到来自国际同行的认可。来“肯福示范区”考察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Robyn Iredale曾表示：“肯福模式”成了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于是，当地流传开了两种有关“19”年的说法，其一，19年，让不长草的石头披上了绿意，让桂西北的荒漠石山成为绿洲其二，19年，也足以让一个曾经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两鬓染霜，因此，曾馥平在当地被传诵作了“真扶贫”。
记者问他，“你现在更多的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官员？”
这个寡言的人笑了笑，没有说话。站在他旁边的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站长王克林抢着说：“他还在继续搞科研，所以，应该说是一个用科学为老百姓服务的人。”
被问及家人时，曾馥平总在不断重复：“怎么不支持？他们都很支持我。”之后，却不再多说其他话。
事实上，19年里，还有两件事儿在当地传诵着，一是曾的女儿从他离开那年起，从3岁的婴儿出落成21岁的亭亭少女，这期间，他回家的次数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二是县里更换了5任县长和5任扶贫办主任，而他却仍在这里坚守。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