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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法院认识人吗？”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执业律师，他发现许多当事人关心的不全是律师的专业水平，而是律师在法院的人脉关系。“有时一个案件败诉，输的不认为自己理亏，一口咬定对方找了关系，赢的也未必高兴。”
事实上，法律条文正面临着无所不在、形形色色的“关系”的挑战。在代表委员们看来，如何减少这些人为因素的干扰，是司法公正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也是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认为，“在每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判断案件的客观标准。”人们对案件的主观感受不同，“胜败皆服”很难做到，现在强调评价标准从主观转向客观。“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符合法律规定，不偏不倚、不枉不纵，要符合人们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要用这些客观标准衡量一个案件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
全国人大代表徐显明从法理上解读说，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提出的这一目标显示了司法职能定位的回归。“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原则，每个人平等地接受法律保护、平等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在法治国家，维护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基本职能，要从实体及程序上进行司法的平等保护。”
李大进认为，要真正体现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需要从3个维度进行坐标定位：法官是否以一颗公平之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裁判；原被告应有权益是不是得到了依法保护，这是最大的公平；社会公众从更高层面上考量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执行中是不是公开、透明，是不是按着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定来执行，是不是很少或几乎没有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
“这几方面构成了案件参与者各方对公平正义的真切体会与现实感受。”李大进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善于从数字中捕捉老百姓对司法的感受。
一组数据是，2012年各类案件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1.2%，二审后这一数字达到99.4%。“这两个衡量法院审判质量的数字，比五年前都有所提高，说明法院审判绩效正在提升。”
但另一组数据是，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审限内结案率为82.4%。“这说明有17.6%的案件是超审限的，意味着五年中有9000件案件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审结，这给老百姓带来的直接感受是打官司难、执行难，公平正义不能及时得到伸张。”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戴仲川代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效率，使审限内结案率提高到95%以上，让公平与正义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
平等保护司法理念对法官司法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说，一些法官司法能力不强，有的法官司法作风不正，司法行为不规范，极少数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认为，法院在定纷止争时不超脱，权钱交易、司法腐败还没有完全根除，办案质量有待提高，部分案件没有真正实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这些都造成百姓不能从司法案件中获得公平正义的感受。
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影响到司法裁量权的天平。法学专家指出，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部门化，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司法公正的提升，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亟须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消除。
李大进认为，衡量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是，对法官判案应是“零干扰”或要降到最低。不可否认的是，司法地方化、行政化、部门化，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法官办案，致使裁判天平失衡。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坦言，司法权在实际运作当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现象仍有发生。“有的基层党政领导，把法院看作是和其他行政机关一样的工作部门，让法院参与招商引资、包村扶贫、计划生育等工作。此外，舆论干预审判现象也客观存在，以偏概全，误导社会舆论。”
齐奇认为，优化司法环境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基层党政领导更要强化法治观念，带头依法办事，带头尊重司法，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公正司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徐显明说，对案件进行公平公正审理，确保双方都能在司法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根本的是要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继续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说，司法体制改革依然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任务。司法体制改革应围绕3方面进行：建设一个良好的司法体制、建设一个合理的司法机制、培育一支过硬的司法队伍。
戴仲川代表提议，尽快推进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这本是《法官法》、《检察官法》要求的应有之义，但在现实中仍然虚置，难以切实有效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他建议尽快采取落实法律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从制度上建立防止干扰法官办案的机制，确保对当事人平等的司法保护。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