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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反腐倡廉工作“六大要求”，如何用制度给权力戴上“紧箍咒”，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李克强总理对反腐倡廉任务提出的六个要求是：简政放权、管住权力、管好钱财、政务公开、勤俭从政和依法促廉。
“六个要求的核心无外乎两点——‘放权’与‘限权’。从‘要做’到‘如何做’，反腐工作正一步步通往顶层设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
“腐败的根源是国家行政机关拥有大量行政权力，当权力本身过多、过大，又不受外部监督和规范时，官员贪腐自然滋生。”马怀德认为，当权力已成为一种利益时，廉洁政府能否建成，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割自己身上肉的决心。”
放权给社会与市场，缩减“寻租”空间
要求之一：抓紧推进职能转变，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
支持温州市启动金融体制改革，酝酿适当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管理权限，第七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放开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
放权，被视作新一届中央政府推动改革的一大亮点。在诸多专家看来，它也是针对贪腐的一记“釜底抽薪”之策。
“政府的集权化、过度行政化，是多年来腐败多发、易发的症结所在，‘简政放权’跳出了以往体系内反腐的惯有思路，称得上是内地反腐倡廉思路的重要变化。”有香港媒体这样评论“简政放权”的反腐意义。
“两会”期间，中央编办负责人曾对媒体坦承，在权责分配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市场还存在着中央“对微观事务干预过多过细，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住管好”等问题。
“当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机构甚至某一个官员身上时，行政效率会因为中间环节过多而下降，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却大增。比如，近年来各地交通厅领导相继‘落马’，一定程度上就是其手中握有大量行政资源配置权，却又缺乏监督所致。”马怀德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要治贪腐，如何放权？
“关键是‘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不该放的不能放’。”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如用人权、做事权、监督权、管理权、审批权或者地方上的发展方式等，可以适当放给基层、社会和市场，增加它们的活力。但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权力，仍应由中央层面掌握。”
一个共识是，要落实“放权”并不容易，因为权力具有惯性，“尤其当它与利益挂钩时”。“简政放权的路径无他，就是通过修改法律、清理审批许可事项、减少管理环节并压缩自由裁量权限来实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是关键。”马怀德说。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把权力“赶”入阳光下
要求之二：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同时以完善的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府行为。
工程建设招投标设“暗箱”、政府采购过程不透明、药品集中采购“只招不采”、矿业权交易私下“串标”、土地使用权交易频现疑云……上述公共资源，无一不涉及民生，而近年来不时被媒体曝出的权钱交易黑幕，不仅广受舆论诟病，也令单一的行政审批配置手段，进入了中央的改革视野。
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以完善的市场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是又一反腐利器。
“现代社会，政府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有权对各种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分配和使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副书记魏宏曾向媒体表示，“处置得当，不仅能增收节支、提高效益，还能有效预防腐败；处置不当，不但浪费资源，还容易滋生腐败。”
魏宏所在的四川省，与甘肃省、安徽省、重庆市等多地一道，是近年来公共资源市场交易平台的“探路者”。
按照这一改革设计，矿业权、工程建设等五大类公共资源，将全部纳入统一、公开的电子化交易平台。切断与原来职能部门连接的“脐带”，更彻底地实现“管办分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将回归到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履行审批、监管等法定职责上来。
“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是一个反腐限权的‘切口’。”马怀德教授解读。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曾参观过一个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印象比较深的是，里面全是摄像头，想要进行权钱交易是不可能的。”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6月，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730个。林喆希望，要深入反腐，未来所有招标投标信息都应能够通过网络查询，交易及诚信记录也有资料可查，“不给交易黑幕一点温床”。
马怀德教授还希望：“各地区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尽快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最根本、最有效的路径，还得靠法律制度。交易也必须按照法律和制度公开、公平地进行。”
盯住政府“钱袋子”，让贪污浪费无处可藏
要求之三：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把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逐步做到所有政府开支都要事先编制预算。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
在今年“两会”上，反腐，当仁不让成为代表委员们的最热议题之一。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奢靡之风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预算监督不力，不该花的钱花得太容易。”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进进的话，颇具代表性。
管住政府“钱袋子”与反腐之间的联系，并非今年“两会”才被关注。在2012年“两会”上，就有代表建言：“许多腐败就是从‘预算外’资金开始的。比如公款出国旅游控制不住，为什么？关键是不少官员动用的是所谓机动资金。中国要反腐，不解决‘小金库’，就无从治理。”
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制度，有效从政府“钱袋子”上反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向这块硬骨头“宣战”。
“总理强调把政府所有收支都纳入预算，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本质上都是‘限权’。是从一‘入’一‘出’两方面，不给某些官员铺张浪费、跑冒滴漏留余地，也能切实减少企业和社会的负担。”林喆教授解析。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相关措施已经起步。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姚胜就表示，今年提交的政府预算报告中的四本预算，已形成了政府全口径预算的基本框架。增加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让过去的“一本账”变成“四本账”。“过去对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方面的审查监督力度比较大，今后在其他三个预算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大审查监督力度。”姚胜说。
预算外资金“入库”，也在稳步推进。2010年6月，财政部制发《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据财政部2012年初步统计，2011年，中央约60亿元、地方约2500亿元原本属于百姓口中的“小金库”，被纳入了预算管理。
取消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春风，也已拂面而来。
3月18日，在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它被作为国务院今年九项任务之一，写进了时间表中。
从上到下晒“三公”，反腐又迈进一大步
要求之四：要及时主动公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等信息。从今年开始，要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2011年，中央部委首度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或出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记者注）的情形还未远去，3月26日，李克强总理“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的表述，再次点燃了公众对“监督三公”的期待。
“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5年里，政府信息在公开范围上‘由窄到宽’、‘由上到下’，不断完善。”马怀德教授说，在中央部委和各省（区、市）已公布“三公经费”的背景下，总理将政府公务接待经费的公开范围扩大到“县级以上”，是向着全面公开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
“无公开则无监督，极易滋生‘隐性腐败’。公务接待经费首先要让百姓看得见，才能管得住。”在林喆教授看来，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是一个反腐“抓手”。“其实不仅是‘三公经费’，政务公开应该包括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之外的所有事项，一律要主动置于‘监督眼’之下。”她说。
李克强总理强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要主动公开，而且“公开的形式要通俗，要让老百姓看得懂”，在马怀德看来，也切中要害。
每年“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委员抱怨，预算报告“看不懂”；一些部委公开的“三公经费”，由于过于惜墨如金、缺乏必要的说明和解释，被网民调侃“几个数字就把纳税人打发了”；近日，国土资源部在依申请公开地下水质监测数据时，仅给申请人附上了厚达400页的水质报表，律师黄乐平等人只有请教环保专家，才能看懂“某地的地下水质是好是坏”。
“这些都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不少还涉及经费使用问题，有一定贪腐空间，政府从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角度出发，应该尽可能使之通俗易懂。”马怀德教授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除政府自觉外，更需要整个社会力量的推动，“公众可以依法向政府申请公开，立法机关也要不断地完善信息公开法律，同时加强司法监督和复议监督。”
“勤俭从政”关键在严格预算、细化标准
要求之五：本届政府任期内，要坚决落实国务院向社会承诺的“约法三章”。严格公务用车、机关办公室使用标准等，推进公务用车服务市场化。在公务接待方面，政府和国有企业都要有严格规定，能俭则俭。切实减少会议和文件。
“廉洁政府有一个要求是‘俭’，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就是‘有困难不能难百姓，只能难自己’，不与民争利，把有限的资金花在民生等刀刃上。”林喆教授认为，要落实这一点，须有严格的预算控制和细致的操作标准。
马怀德教授也认为，在“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之下，改变习惯，就要从财务上的监督措施做起，特别是在大额资金使用方面。“先把‘钱袋子’勒紧了，政府才有动力思考，怎么让每一分钱物尽其用。”
近日，陕西省已迈出探索步伐。该省为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今年省级部门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整体比上年压缩了12%，被媒体赞为“释放正能量”。
“要‘从俭’，设置经费标准也很重要。”林喆表示，比如总理提出，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公务接待方面要有严格规定，“但怎样算‘俭’？不同级别的干部在饮食、住房上，采取什么额度算合适？随行人员是不是要有一定限制？最好有相对固定的标准，并严格执行，接受监督，否则，依然可能有改头换面的浪费现象。”
在林喆看来，“勤俭从政”也需在政府采购方面发力。而据3月25日媒体报道，财政部披露，两部有望遏制政府高价采购行为的法律，都在紧锣密鼓制定和修订中——《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三审在即，而此前备受瞩目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草案）》已经上报国务院。
专业人士分析，有上述两法“双面合力”遏制政府高价采购，也可为“勤俭从政”要求提供助力。
“法治政府是廉洁政府的保障”
要求之六：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不作为或乱作为，要依法承担责任。
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下运行，是廉洁政府建设的根本保障。
“不作为、乱作为是依法行政的‘大敌’。”马怀德教授表示，而不依法行政，就可能为贪腐打开可乘之门。“法治政府的根本是要规范政府权力，将其限制在法定权限以内。因此，‘依法促廉’首先意味着行政机关要更加严格地在法治框架内行事。”他告诉记者，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对依法行政提出了六项要求，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有法无罚”难促廉。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行政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责，严格监管，铁腕执法。行政监督部门要加强执法监察，铁面直击，铁面问责。对于那些敢于以身试法的腐败分子，不论什么人，我们党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严惩不贷。
十八大之后，上至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下至深圳“20亿身家”村官周伟思，一批“老虎”、“苍蝇”先后落马，正彰显了中央对“以身试法者”依法惩处的决心与态度。
“‘依法促廉’也意味着促进廉政建设和依法反腐要有序进行。”林喆教授最后提示，反腐倡廉也须手段合法，“比如，在网络反腐中采用人肉搜索等手段，就是很不正规的做法。网络反腐也要讲证据，促廉必须用证据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