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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成绩单的新鲜出炉，再次让人们见识到，超级计算机的硬件发展速度究竟有多快——
前不久，由浪潮集团主办的首届亚洲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简称ASC）总决赛闭幕，清华大学代表队夺得总冠军，并获HPL基准性能测试单项奖——其成绩为7579TFlop，即在3000W功耗限制下，实现了超过每秒7.5万亿次的计算性能。
该成绩刷新了2012年11月在美国盐湖城全球超级计算大会（SC）上由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队创造的计算性能世界纪录，当时的成绩刚刚逾越3000TFlop的记录。再回溯5个月，另一场全球顶级超算大赛——德国主办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ISC)的最好成绩才刚刚突破1000TFlop的大关。
仅相隔两个“5个月”，性能上却有了两个“两倍”的飞跃。浪潮集团高性能服务器产品部总经理刘军不得不感叹，应用软件在其中立下大功，但更为重要的是，超级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超级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升，给人类带来的是计算速度增长的无限可能。然而，人们转念会问，“太快了”就一定是件好事儿吗，当下的工业社会需要这么快的计算速度吗？
早在2010年，中国自主研制的“天河一号A”就坐上了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排行榜的头把交椅，此外，中国还有多达41套系统入围这一榜单，份额升至8.20％，甩开了英国、法国、德国等诸强而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而6个月前这一数字还不过是24套、4.80％。然而，就在2012年年初，就有媒体爆出“中国超级计算机任务过于简单，功能浪费”的说法，紧接着，一场针对“政府要不要继续在超级计算机上砸钱”的讨论随之展开。
在ASC比赛现场，这样的讨论也不绝于耳。但记者发现，类似的疑虑并非中国独有，作为ASC赛事的多国专家顾问对此也颇有体悟。
新加坡A*star计算资源中心高级主任Marek Michalewiz开门见山告诉记者，“我支持政府往超级计算机上‘砸钱’！这并不是一个浪费，相反是一种投资！”
他用新加坡的例子说，正是新加坡有了一个巨大的超算中心，才吸引一些国际知名企业的研发团队入驻。他说，超算中心建立之前，大多入驻的企业是他们的销售团队或行政部门，却鲜见研发人员的身影，这对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在Marek看来，“大量投入超级计算机是浪费资源”的说法是一种“误读”，“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仅会促进当前已有的工业发展，还会为下一代创造更多新的机会，比如为一些先进实验提供可能，这些只是看似没有转化成产值而已。”
韩国蔚山科学技术大学超级计算中心主任Sung Youb Kim深有同感。他说，他们这些来自科研界的高性能研究人员，其主要目标不是“赚钱”，也不是“投资”，而是探索促进人类发展的高科技和相关的产业。
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全球科学资讯和计算中心总监Satoshi Matsuoka就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他们（政府）无法向整个社会说明投资这么多钱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回报，他无法通过政府官员的一些考核。当时有很多报纸、杂志和评论家都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向高科技屈服，他们当时面临很大的压力。”
尽管如此，与会专家都认为，政府投资超级计算机是个无可争议的问题。Marek说，超级计算机中心或平台是一个非盈利性机构，大部分人希望在上面做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而这样的科学研究工作本身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有效益的产业。这对大多寻求短期利润的企业来说，很难让他们动心，毕竟，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流来维持公司的运转。
“如果我们真的要改善现有的产品，或者说尝试新技术，这是政府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来资助包括超级计算机在内的新技术发展。”他说。
Matsuoka认为，“讨论政府要不要在超算上砸钱无甚意义，真正需要好好谈一谈的是，政府应该更多在‘软件’上还是‘硬件’上砸钱。”
在日本，这个涉及“选择”的问题并不严重。这位还担任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院士的专家说，日本汽车工业非常发达，其中不少大公司已竞相宣布，要使用K-computer（由日本政府出资、富士通公司制造的超级计算机）来促进他们的汽车设计和使用测试，此外，一个大型的制药公司也宣布使用该台计算机来帮助他们进行药物设计研究。
这意味着，超级计算机的应用和软件开发——这些政府“视而不见”领域的投资有人埋单了。Matsuoka说，“大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资源，不管是在资金、人才，还是技术的积累方面，他们都有足够的资源去运用这些超级计算机。”
然而，在行业相对不那么发达、企业创新活力不那么活跃的国家，又该怎么办？
事实上，如果对政府的投资结构稍作调整，这一难题或许也有解开的可能——Sung Youb Kim说，亚洲不少国家的劣势在于软件开发。而这些国家的政府更多地关注科研人员建造能够引发媒体轰动的新型超级计算机，而不是专注于超级计算机是否发挥了全部功能，“怎么办？转变思路，让政府在软件上的投资有所倾斜。”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在超级计算机上的投入约为中国的6倍，而其软件开发预算为硬件预算的约30%，这一比例远高于还不足10%的中国。
此外，应用和软件开发的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用ASC赛事组委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顾一众的话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超算应用水平和人才培养，与欧美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应用能力也不均衡。”他还表示，当前超级计算机在高校课程、专业乃至学科的建设上尚未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此情况下，通过参加赛事激发大学生对超算应用的开发与兴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方面人才培养的空缺。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