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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失业，事关重大。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年轻人不应没事可做。这对他们很不好”。巴基斯坦前总理吉拉尼认为，恐怖主义和青年失业是该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青年失业的后果，撒切尔夫人的用词显然太温和。本该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一旦没事可干，不仅对他们自己“很不好”，而且对他们的家庭和国家也“很不好”。
年轻人一旦失业，有些会自闭家中不与外界联系，有些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更有些就会无事生非、走上犯罪道路。
丹麦一家名为“劳工运动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机构从1994年开始对有过10个月失业经历的青年进行了15年跟踪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再失业的几率是从来没失过业的同龄人的两倍，而挣的工钱也要少14%，即每年少挣1万美元。
失业青年无经济来源，也就失去了生活独立，只能无奈中搬回家跟父母住在一起。在西方，孩子成年之后习惯于搬出去单过。一旦成年子女回来，家里多了口角不说，老人的经济负担也增大了。意大利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目前有700多万18岁至35岁的年轻人仍跟父母住在一起。日本这样的青年也越来越多，被称为“啃老族”。
年轻人年富力强，本应为国家创造财富，一旦失业，不能为国尽责，还得让国家找出钱来补贴他们。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份报告说，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王子信托基金每周要支出2.47亿美元，用于支付英国74.4万失业青年的社会福利。还有研究估算，欧洲因青年失业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530亿美元，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
与撒切尔夫人的说法相比，吉拉尼的用词虽然激烈，但却是“重锤敲响了青年失业危害的警钟”。
有观察家指出，2011年的英国伦敦大骚乱，美国和西班牙的“占领华尔街”和“占领马德里”运动，都与青年失业息息相关。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青年失业率一直高达40%，也正是造成突尼斯和埃及等国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的重要原因。
青年失业并非新问题，但近一两年来却大有不断恶化和蔓延之势，因而越来越受到媒体关注。2012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曾就此发表过一篇长文。一年之后的同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同一议题发表封面故事。二者使用的标题竟然一模一样——《失业的一代》。
两家杂志都用数字来说明青年人失业的严重程度。但由于统计标准和方法的不同，数字也大不相同。比如，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全世界有7500万青年失业，占全球15岁至24岁青年总数的6%。《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这一数字应为2.9亿，约占全球青年总数的2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在发达国家中，2600万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显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失业人数为2.62亿。如果将这两个数字相加，结果是2.88亿，和《经济学家》杂志的数字（2.9亿）几乎相当。或许是为了吸引眼球，该杂志干脆说世界失业青年人数之多几乎和美国的人口相当（3.11亿）。
青年为什么失业？原因眼下并不难找。罪魁祸首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经济危机。经济危机造成经济增长放缓。而经济增长放缓不仅导致企业裁员，更糟糕的是企业很少招新人。这样，青年失业队伍便一天比一天庞大。最能说明问题的现成实例便是希腊和西班牙。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了50%。
第二个原因是许多国家的劳动就业市场十分僵化，保护员工利益的制度法规过于庞杂。发达国家如此，好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比如印度，仅劳工福利和工资方面就有200条法律。这样，一个企业要想解雇一名老员工遇到的麻烦会特别多。相比较而言，解雇新员工就相对容易。
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体制弊端。多年来，学生在学校学的是一套，而用人单位实际需要的却是另一套，二者接轨的难度较大。全球知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在深入调查美国、巴西、英国、德国、印度、墨西哥、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9国时发现，只有43%的企业能找到掌握其所需技能的员工。
青年失业的原因是清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明摆着的——发展经济、搞活劳动就业市场、改革教育体制。但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至少在短期内还看不到解决问题的乐观曙光。
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年轻人就业难、对生活充满困惑却无所事事，常被称为“失去的一代”或“迷惘的一代”。美国作家海明威1926年将这一短语放在其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题记里。“失去的一代”之说就此流行世界。
ILO年轻人就业计划协调人罗萨斯对《时代》周刊说：“我们的孩子现在面临的处境比我们20年前还要差。我们是在倒退。”《经济学家》杂志说，15岁至24岁非洲青年的境遇更差——到2025年，其失业总数将增加1/3而至2.75亿。
罗萨斯的话对各国都是个警示。世界在前进，但不能对青年却是个倒退。“失业的一代”可不能就此成为“失去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