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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5月24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本报追踪“中国青年志愿者公益圆梦行动”——

公益圆梦行动让更远大青年梦想生根

本报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张辉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5月24日   03 版)

    5个月能做什么?足够让高三学生备战高考,足够重复看好几遍《甄嬛传》,也足够让27个小小的“公益梦想”生根发芽,改变中国大地上的更多人。

    去年8月,“2012年度中国青年志愿者公益圆梦行动”启动。这一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中国青年报社、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帮助志愿者实现“情之所系,心之所在,力所不及”的公益梦。自启动之日起,国内外青年的公益潜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616个公益项目报名,超过130万人次参与了网络评选。

    2012年12月12日,27个公益项目脱颖而出,获得了总额100万元的“公益圆梦基金”。但赢得基金,只是梦的开始。这5个多月的路,他们走得好不好?

    中国青年报记者回访了这些年轻的“圆梦者”,追踪了他们5个多月来的足迹,和他们一起感受“公益不易”。

    为了梦想而“妥协”

    3月的青藏高原,春天还没来。年轻的志愿者马启智还在算着藏民脱贫的账,就接到了坏消息:“死了40多只小鸡。”

    马启智梦想要改变的地方,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北麓。这是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定结县的多布扎村。来自四川的马启智,刚到这里时被震惊了。多布扎村人均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贫困户有49户,其中低保户39户。每年国家都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低保扶持。于是,这个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的普通公务员,决心改变这个地方。

    在他的蓝图里,藏鸡足以帮助村民摘掉“贫困户”的帽子:组织20户低保户开展藏鸡养殖,为每户提供50只鸡苗。1年后每户可以发展到300只,然后出售200只,保留100只继续养殖……有望在两年后脱贫。

    从几百个竞争者中赢得小额圆梦基金,马启智很兴奋,但现实很快给了他迎头一击。

    他们的第一个妥协,是被迫让农户数量“缩水”。

    “我们到隔壁乡进行考察,他们修建了两个大鸡圈,花了13万元。”项目驻村组副组长陈亮说,自己当时一阵“心虚”,“我们的经费才5万元,肯定不够。”志愿者们不得不决定,将养殖户减少至13户。

    “刚开始我们特别担心,怕被刷下去的农户不高兴。”为了避免矛盾,陈亮小心翼翼地取舍,最终筛去了7户农民,“因为上一期的驻村活动中,我们曾送绵羊给这7户农民。”最后,农户并未不满。

    但第二个困难马上来了:资金不足,怎么修鸡舍?马启智一拍脑袋,提出在山坡上“圈地养鸡”。但陈亮马上反驳:“山坡风沙大,野狗多,养在外面,没两天就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一脸郁闷的队员们找到了村委会,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最终,村委会提出了“就地取材”的办法。因为当地刚发生地震,许多倒塌的房屋被村民废弃了。废屋的砖石都可以拿来盖鸡舍,村民还可以上山采石,项目组只需要买一批木材。

    “因为这个方案,我们省了不少钱。”陈亮的言语间还难掩庆幸。

    商议一定,陈亮一行人就上路了——去80多公里之外的县城买木材。然而,满满一车木材却遭遇被拒载的尴尬,“都是土路,颠簸得厉害,最少要走四五个小时,司机都不愿意拉这种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马启智开始意识到,当初的那一笔账算得过于轻巧。无奈之下,陈亮只好不断抬价,吸引司机。最终,这趟运输费花了项目组2500多元。

    青藏高原无情的考验,还没结束。“之前我们向中国电网咨询,了解到他们去年年底就会通电。”但陈亮到了村里才发现,当地连电线杆子都没有架起来,“我们本想买台孵化机,自己孵化出鸡苗,然后分发给农户,因为没有通电只能作罢。”

    原计划又一次“破灭”了。买现成的鸡苗,成了唯一的选择。

    由于连“公鸡和母鸡都分辨不出来”,陈亮生怕买到的鸡苗质量不高,“经过一番折腾,我们才从拉萨农业局下属的一个养鸡场挑到了950只鸡苗”。

    4月15日中午12点,一行人护送着一车雏鸡从拉萨出发。一路颠簸,直到次日凌晨3点,他们才回到了多布扎村。

    “当时气温在零下2摄氏度左右,我们给鸡苗盖上棉被保暖,放置在了村委会办公室。”尽管加倍小心,但是第二天早上,陈亮仍然发现雏鸡“损失惨重”。“一路上因为颠簸,再加上晚上受冻,大概损失了40多只鸡苗。”然而此时,已经备受考验的陈亮不再惊讶或绝望:“我们之前就有所预料,所以比计划多买了100多只!”

    遭受了诸多“失算”,现在藏鸡养殖扶助计划已渐入佳境。曾让志愿者们心痛的小鸡,现在也“活蹦乱跳”了。

    想说爱你不容易

    年轻的梦想家们很快发现,现实比梦想“难”多了。中国矿业大学大二学生王鹏飞,就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公益圆梦行动,成了“关爱留守儿童,播撒爱心阳光”项目的负责人。

    2013年2月底,王鹏飞带着志愿者们赶到了河南安阳。一进当地小学,王鹏飞就见到了这样的场景:在瑟瑟寒风中,一群小孩儿端着饭碗,蹲在操场边上,在尘土飞扬中扒饭。

    “当时我们就想赶紧发放暖冬物资。”但他遭遇了“有钱却没法使”的尴尬。

    圆梦资金是打到学校的财务部,财务部再落实到活动组织者。然而,由于学校财务部采用的是报账方式,必须先花钱,再拿着发票去报账。”资金缺位让志愿活动一再耽搁,他们只能干着急。

    “出发之前,我已经和学校财务处协调了一个多月了,本来以为没有问题了。虽然财务处老师都认识我了,但是这个制度还是很难改变。”王鹏飞略显无奈。

    “对于高校学生参与的公益活动,希望各方可以达成约定,财务处及时将活动经费落实到每个项目负责人,否则个人和机关沟通的时候,说话是没有分量的。”尽管最终有关领导出面解决了问题,但是王鹏飞仍然认为制度性障碍亟待解决。

    兰州大学大二学生赵晴晴,遇到的是另一类尴尬。

    她参与的“益路向北”项目,关注的是北川地震后的留守儿童。其中有一名14岁男孩小白,和一个“大学生姐姐”成了知心朋友。但后来这名大学生准备考研,联系就中断了。赵晴晴再次到北山的时候,小白就一直追问:“那个姐姐怎么没有来?”

    志愿者们这才意识到,留守儿童对志愿者产生过度依赖,并非好事。“刚开始我们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孩子们觉得志愿者特别关注自己,如果电话突然停了,就很不适应。”

    在赵晴晴看来,摆脱依赖性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们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努力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办联欢会时,让他们自己想节目,自己主持。健康体检时,由高年级学生进行组织,效果相当好。”赵晴晴说,当孩子们找到存在感之后,便不再需要依赖别人。

    描绘更大的梦想

    与此同时,身在云南的志愿者李仲武同样在进行规划,“我特别希望成立一个NGO,让我的公益项目更具长效性,获得更大的信任。”

    李仲武的NGO梦想来自于公益项目——“还山区老师该有的权利”。

    “云南山区傈僳族孩子需要书包96个,雨衣96件,保温杯96个,中性笔192只,中性笔芯480只等文体用品。孩子们需要您的相助,大山阻隔了先辈,但我们希望大山再也不要阻挡孩子们这一代。”

    5月14日,李仲武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么一条募捐信息。如今,他更热衷于使用自媒体来推广公益,因为总能得到诸多回应。

    他的新浪微博粉丝数接近6万。但3个月前,情况还并非如此。

    “刚开始用微博做公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操作,也没人愿意搭理你。”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李仲武开始求助于知名博主,“我不断地给他们发私信,一次不行就发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别人转发我的公益信息。”

    为了提高成功率,李仲武打出了“情感牌”。

    “我会使用一些煽情的语言,强调他们弱势群体的身份,引起对方的共鸣,这样他们才容易帮助传播我的公益信息。”

    “窗户没有窗纸,教室内没有灯泡,下雨时留守儿童的教室内异常暗淡。恳请爱心人士为这所村小的留守孩子送一片爱心,让他们能够享受运动器材带给他们的乐趣;让他们能够用上新课桌、椅;能够有一扇完整的窗玻璃;能够不至于中午不吃饭直到下午4点放学才进食。”

    2月28日,李仲武发布了这样一条“煽情”的微博,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近百的转发量。这对当时的他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成绩了。

    “公益组织需要凭借四面八方的支持,才能生存下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扩大组织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因此必须掌握基本的传播知识。”李仲武如是说。

    5个月的“自我营销”,让李仲武的微博已经具有募集资金的能力。

    今年4月,李仲武得知四川仪陇县的学校缺少课桌椅。“我向当地乡村发展协会咨询到,一套桌椅采购价格为120元,然后便在新浪微博上展开募捐。”1个月内,李仲武已经为仪陇县筹集了5000元资金,甚至有一个宁波的企业家直接运送了40套桌椅到当地。

    让李仲武感到惊喜的是,他的微博开始吸引了名人的关注。4月28日,李仲武接到了一通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说看到微博求助信息,愿意联系画家进行公益拍卖,将善款用于孩子们购买桌椅。”打来电话的,正是电视里的“周恩来总理”——特型演员兼画家周殿胜。

    得到名人的“垂青”,李仲武显得有些喜出望外。但马上,他意识到拍卖会的操作难度非常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弄,所以这几天我到处咨询别人。”他的初步构想是,以网络平台对工艺品进行拍卖,既能提高效率,又有助于推广。

    最初,李仲武只是希望为山区老师“鸣冤叫屈”,他获得的圆梦基金也只能支撑不长的一段时间。但如今,他更希望成立一个NGO,让圆梦基金播下的“种子”能够继续成长。

    今年4月底,李仲武前往当地民政局,了解成立NGO事宜,而“3万元注册资金”这一门槛让他打了退堂鼓。

    如今,李仲武希望县政府能够与民政局协商,放宽注册限制。实际上,他更加担心的是NGO成立之后的生存问题,“可能会受到主管部门的控制,不能保证独立,失去自主性。”

    “我想留守儿童让志愿者们可以接受非公募捐款,并有自己独立的财务报告,让志愿者工作可持续性地开展下去,树立自己的品牌,让‘全职全工’通过领取薪水的方式为公益服务。”现在,李仲武可以描画出自己更大的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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