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人通过《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知道了中国;16世纪中叶到1949年,西方从传教士、外交官、记者等来过中国的人口中,了解中国社会;1949年以后,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世界眼中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看中国》想要回答的问题。
5月30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马克林的《我看中国》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该书呈现了1949年以来,西方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马克林能与中国结缘,他的母亲有很大功劳。“其实我的母亲喜欢欧洲,并不了解中国,但她很早就认为中国在将来会很重要,于是坚持让我在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马克林说。从堪培拉大学毕业后,他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求学,期间完成了有关唐朝晚期回纥人历史的论文,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从剑桥毕业后,1964年,马克林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妻子来到中国工作。他们出生于北京的儿子,是第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澳大利亚人。马克林在北京的“专车”是一辆旧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的穿行中,他爱上了中国的京剧和其他戏曲。《我看中国》的翻译者之一吴迪戏称:“马克林的自行车,年纪比我大。”
《我看中国》中,中国形象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的作家、学者、政府官员、普通民众等个体,也有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BBC(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银行、卡特中心等机构,此外,还包括与西方有接触的华人,如留学生、游客。
马克林说:“21世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普通民众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产生影响的中国人,恐怕就是林语堂和宋美龄;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代表中国的大多数是政治要人,如毛泽东和邓小平。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不过,《我看中国》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整体局势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有了长足发展,但在西方的形象却改变不大。虽然有所改善,却也极其有限。马克林说:“现在,澳大利亚人对中国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中国友好论;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但两者都承认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十分重要。”
马克林对中国是友好和乐观的。他在书中的结尾写道:“尽管改善中国的西方形象前路漫漫、荆棘重重,但这绝不会是一条无望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