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子来

    今日黄河故道虽河流湖泊频现，但水稻种植几近绝迹。明清以降，黄、淮、运河泛滥，特别是1855年黄河改道摆回北方以后，这里的生态面貌再次急剧改变，加之多年服从保京师需求的漕运，及有明以来因治水失策等修造的不当水利工程，这里黄泛区的良田沃壤已变为穷土恶水。

    “大河南北，地瘠民贫，素多盗贼，兼之频年河决，吏不恤民，遂至蜂聚。”

    河流经过的地方都是适合人类居住的膏腴之地，先人择水而居，捕鱼耕种。但这些经验都遭到了颠覆。1860年末期，弃儒从戎的上海人葛士达，随军剿捻，转战直隶、山东、安徽、河南等数省，其在《剿捻十议》中，总结了这一时期这里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农民起事的社会历史原因。

    今天大地安宁。每逢春天来临，故道绿油油的麦地连成一片，夏日里各种豆类植物，一望无际。地旷人稀，民力不强——青壮年劳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去了。不过，秋收季节，往往又似烽火连天——那是农民焚烧秸秆燃起的火焰，夜幕下，田间地头火光冲天，其间的身影，一如钻木取火者驱寒取暖，让人疑心又重回蛮荒时代。

    捻子（官称捻匪），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一发端于皖苏鲁豫交界地带的贫民帮会、军事组织，应者云集，在清王朝由盛而衰，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纵横皖、豫、鲁、苏、鄂、陕、晋、直隶八省十余年，行踪飘忽，行事凶悍，争勇斗狠，既烧杀抢掠，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又行侠仗义，为部分穷苦人拥戴。

    《淮军平捻记》作者周世澄站在官方立场，认定这交界地带，“地界毗连，风气犷悍，中原祸乱大率萌肇于此。”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1853年，捻子大规模起事。第二年，一位叫蒋子潇的读书人辞世。蒋一生绝意仕进，专事游幕、讲学，潜心经学。他生前读《汉书·游侠传》，比照江淮之间“所谓捻子者”，存游侠之风：

    “闻难则排，见纷则解，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危振赡，有仁有义者。”

    蒋是河南固始人。“我生于此邦，颇知其所丑，地本瘠而贫，人亦蠢不秀。”他的反思精神及本地人的熟稔，对大规模民变做出的细微观察，显然有别于“捻匪”“捻逆”“捻贼”等标签化的官方叙事。他追问国家为民设官，但百姓“有事”，为何不去找官，而来找那些被称作“乡老”的捻子首领呢？

    “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诉破家者有之。”

    这情形与卡夫卡写于1922年的《城堡》相似。“有事”者历经磨难，但追求的公正永远不见踪影：大官难见、小官难缠。腐败透顶的官僚机构内，从凶神恶煞般的看门人，到拖沓不为的底层官吏，无不昏庸无道，借机敲诈，“有事”民众在无望、不透明中耗尽心力、钱财。

    作为官方一员的葛士达从内部看得更清楚：“从来祸乱之起，由人心之坏，实由吏治之衰。”

    另一位清中后期的戏剧家、文学家，同样对社会现实有着独特体察的江苏淮安人黄钧宰，在其著作《金壶七墨》“漕变”篇中，对同期皖北的吏治状况也有相似的记述：

    “皖北州县，差役每遇词诉，纳钱请票，而数倍取赏于百姓，历任官皆以为肥；由是差役横行，甲于他省。”

    吏治腐败，谁来拯救众生呢？“有事”的人有着迫切而理性的选择。蒋子潇道：“何如诉诸乡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

    乡老们这样“重诺市义”——讲义气，信承诺，收人心，博取正义的声名之后，无业者、亡命者、私盐贩子、盗墓人、赌徒、盗贼、背公死党，等等，各色人等争相投之的局面就不难想象了。黄钧宰指出了历史的节点：“皖北自豫河再决，失业思乱者多，又毗连河南、山东，刀剑以嬉，习为风俗。”

    捻军大规模起事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北移入海，黄患区大量生计艰难农民加入捻军。黄河给这一地区留下的除了祸害，还是祸害。

    平捻之后，何以维持这里的稳定，实现长治久安，葛士达幻想恢复先前这里的水稻种植。种稻还有军事上的好处：“沟道纵横，水田复沓，一旦即有仓促，戎马不得逞其驰突，更可设平地之险，而巩京师门户。万世基业，窃以为莫是过也。”

    世道、人心，甚至地理环境都变了，书生开出的永葆“万世基业”之策，自然没人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