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泪

    19世纪中期，捻子起反，黄河故道——清帝国柔软的腹部大规模民变，水旱无常是重要原因。

    咸丰坐殿闰八月，

    大雨下够两个月，

    黄河两岸开口子，

    人死大半显不着。

    皖北民谣中，许多涉及彼时气候状况的描述，大雨之后，紧接着的又是大旱。“咸丰二年大荒旱，黎民百姓遭大难，草根树皮都吃完。”这与多县地方志记述的史实相符。

    正是这被反复提及的咸丰二年（1852年）10月，地主家庭出身，行侠仗义的张乐行率众在皖北亳州、蒙城交界处的雉河集（今涡阳县）起事。这一时期的另一首当地民谣记述了起事的直接原因及最高目标。

    咸丰年，大贱年，

    涡河两边草吃完，

    地丁银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来起反。

    一下打到北京去，

    咱们坐一坐金銮殿。

    参加平叛的清军将士也深受其苦。正值而立之年，弃文从武的上海人葛士达，在一封从河南尉氏县发出的信中，感叹六月行军之艰：“水潦盛涨，道路成渠，深者灭顶，浅及马腹，军士凫水前进，牲畜时有淹毙，车辆陷淖，寸步难行。”他的另一封自山东德平县发出的信也记述了相似的情形：“值暑雨时行，平地成浸，终日凫水，军行殊难。五六月间雨集，未有不以水为患者，潴泄之无道，盖已久矣。”

    糟糕的是，水旱造成的饥荒也给大军的补给带来了问题，尉氏信中记述：“行粮不继，中土几经兵燹，地旷人稀，无处采买，三军几有罗掘之嗟，幕府亦往往日不得一食，日则摘藜菓充饥，夜则籍泥草假寐，从军之苦，大非南方可比。”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书生葛士达更忧心于“好乱乐祸，上下离心，兵民阻隔”，社会充满“戾气”的现实：“东豫民俗顽悍，各立圩寨，贼至献粮纳款，兵至反闭关绝市，甚有乱放枪炮，击伤弁勇，守令莫能主张。” 

    《尉氏县志》还记述，这一时期，尉氏县社会失序的状况。不少饥民造反，抗粮抗差，强迫地主、富商交出钱粮，结队去地主家“吃大户”，捕杀地主豪绅和衙门吏役。

    让葛士达既心痛又难解的是，民众与捻子简直鱼水情深。皖北、豫东相连，情形一致。“砸了锅，卖了铁，也要请捻子到家歇一歇”——老百姓的做派，不知会让那些泥泞中饥饿困顿的官兵们作何感想。

    穷人把门敞，

    挑担茶水去迎接，

    破褂换身新衣裳。

    还有更加温情的场面，蒙城民谣唱道：

    黑漆柜，垒灯台，

    旁边放着捻哥的鞋（读“孩”音），

    青布帮子粉白底，

    千针万线扎起来，

    油灯熬尽千万盏，

    只等捻哥来穿鞋。

    在这些“只等捻哥来穿鞋”的人心目中，曾格林沁的大军，或后期剿捻的淮军、湘军又是个什么形象呢？

    清妖清妖不像人，

    鹅瘤扎巾黄沿裙，

    手里拿着洋人的炮，

    哼鼻子楞眼像凶神；

    打着朝廷的皇旗号，

    抢掳百姓还说是保黎民。

    投身行伍十载，志业无成的读书人葛士达依然没有消磨掉自己的士子情怀，“身在行间，抚时慨叹，不能默然”，著《剿捻十议》，剿灭捻子以后，更著《平捻善后议》，反思时局。他认为，捻子就是群盗而已，地方官缺乏抚慰绥靖之策，守军又多软弱，不去扑灭，反而纵容；端掉捻子的老巢，安抚民众厮守土地，则“戾气自消”。葛没有体会到这里民生之艰，只是从吏治无道找原因。但他的胆识，让人感佩：“从来祸乱之起，由人心之坏，实由吏治之衰。”

    令人动容的是，葛士达在这封发自尉氏的信中，对自己“年甫三十，发渐二毛，弃笔依人，略无建白”这一番感慨。父亲去世后，自己这个不肖之人心绪更加烦乱，“既不能敦品励学，绍续遗徽，复不能建功立名，为显养地。”自沪上别老母来到这中原战乱之地，不能亲自奉养；弟辈又小，不能帮忙持家，“远道念此，中夜潸然。”

    夜半，黄河故道的雷雨声中，书生的一行泪，流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