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斯谟：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

    鹿特丹是荷兰第二大城市，欧洲第一大港，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如今，它和中国上海是友好城市。

    要问它何时建的城，大约要追溯到公元900年。光阴再流逝300多载，大约到了1260年，当地人为了制服桀骜的洪灾，在鹿特河（Rotte）上筑了一条坝（Dam）。这就是鹿特丹（Rotterdam）名字的由来。

    荷兰多低于或等于海平面，这是荷兰被称为低地国家，即尼德兰（The Netherlands）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其地势低，荷兰人筑坝、造田或防洪，都是战天斗地的谋生手段。自然，像鹿特丹一样，荷兰一些地名的后缀也离不开一个意义上是“坝”、发音上是“丹（Dam）”的字。荷兰第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也是因为在阿姆斯特尔河（Amstel）上修了一条坝而得名。

    读了以上这些文字，我希望读者千万不要产生误解，以为去鹿特丹旅游不是看河就是看坝。其实，鹿特丹既是荷兰的历史名城，也是现代都市，想看什么，几乎应有尽有。然而，你如果想沿着历史名人的足迹展开思想之旅，选择可就没那么多了。甚至可以不太夸张地说，只能沿着“华山一条路”往下走——伊拉斯谟的思想之路。

    开车在鹿特丹城区兜一圈，映入我眼帘最多最醒目的路标是与伊拉斯谟有关的地方，比如伊拉斯谟大学、伊拉斯谟桥、伊拉斯谟医院、伊拉斯谟体育馆等。好一个伊拉斯谟，他在鹿特丹无处不在，好似一个须臾不离我左右的幽灵。

    伊拉斯谟（1466年～1536年）生于鹿特丹，人们常称他“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想当年，他的名声走出荷兰，走向了全欧洲，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了不起的大人物。

    后人丝毫不吝啬地封了伊拉斯谟许多头衔，称他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有之，称他为作家和文学家的有之，称他为语言学家和教育家的还有之，称他为神学家的亦有之。

    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称他为人文主义者，用今天的话说，更接近于公共知识分子，即“公知”这一称呼。因为，他的观点和思想本质上是宣扬“爱人、发掘个人潜力、让人有尊严地活着”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旋律。而在表达方式上，他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既批判保守的知识分子，也批判推进宗教改革的激进派，还批判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宗教势力。

    当代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代表的思想肯定人性与人的价值，发展人的个性，保护人的尊严。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伊拉斯谟反对中世纪僵化保守的经院神学。因为在这种神学的视角下，个人只是神的附属品；同时，伊拉斯谟也反对将人划分为与其他动物等同的科学研究对象。因为在这种科学观的视角下，人和动物一样是试验品。但必须指出的是，伊拉斯谟的这些看似矛盾的主张其实脉络十分清晰——他并不从整体上否定基督教和科学，只是把人单独拿出来强调其独特性。

    为了宣传其思想，伊拉斯谟积极投身于教育第一线。他给王子当过家教，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教过书。在教书的过程中，他还亲自动手编纂了许多教材。只要浏览一下下列书名，你就会觉得称伊拉斯谟为教育家一点都不为过：《常用通俗语手册》、《丰富多样的语言》、《论学习方法》、《格言集》、《寓言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论男孩的礼貌教育》、《论儿童的自由教育》、《论儿童的成长和教育》等。

    在儿童教育问题上，伊拉斯谟主张在游戏中学习，借助与头脑相宜的东西学习，用图画学习等。伊拉斯谟和中国的孔子都是私生子，或许由于与众不同的童年经历，都主张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伊拉斯谟痛恨体罚和虐待儿童。在大学教育中，伊拉斯谟主张不盲目崇拜权威和偶像，学生应阅读古典原著，从原著中汲取营养，然后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伊拉斯谟在鲁汶大学教书时，维萨里斯正在这里求学。在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下，维萨里斯最终成长为现代解剖学之父。

    400多年后，伊拉斯谟因在教育上的贡献而被欧洲人重新发掘了出来。鹿特丹人首先利用了伊拉斯谟这个名字作为无形资产的价值，于1913年成立了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直到今天，该大学也是在欧洲排名前10位的大学之一。

    有趣的是，该大学的校名是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但中国人却在多数情况下将其翻译成鹿特丹大学，把代表个人的伊拉斯谟这个人名抛到了一边。仅仅这一点小出入，恰恰充分地表现了中西文化取向的不同。中国文化更侧重集体或地名，而西方文化则更侧重个体和人名。直到今天，你仍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差异的例证。最突出的例子是，当中外朋友一起聚会时，西方人首先介绍自己的名字，而中国人则首先介绍自己的工作单位。

    或许是从这一例子中获得了灵感，有网民编出了这样一则笑话：“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最怕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见到他们会大喝一声，你是哪个单位的！如果强调个性和个体的伊拉斯谟活到今天而且有幸听到这则笑话，肯定会痛断肝肠。

    欧盟也打出了伊拉斯谟的旗帜，于1987年实施了伊拉斯谟奖学金计划。通过该计划，首先是欧盟成员国的大学生获得了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流动留学的机会。随着该计划发放奖学金范围的扩大，欧盟成员国学生可以到非欧盟成员国留学，非欧盟成员国学生也可以到欧盟成员国留学。据统计，从2004年至今，已有2000多名中国学生获得伊拉斯谟奖学金。在欧洲，如果你与中国留学生交谈，一些人会骄傲地说，自己是“伊拉斯谟学生”。

    在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建筑很有特色，值得一看，但其标志性建筑却是伊拉斯谟桥。该桥横跨新马斯河，建成于1996年，看上去像一只翩翩起舞的白天鹅。因此，人们给它起别号为“天鹅大桥”。桥上，不仅汽车、电车可以通行，而且行人、自行车也畅通无阻，尽显设计者的人文主义情怀。

    伊拉斯谟的思想精髓是人文主义。这一点不仅贯穿在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而且也贯穿在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中。在伊拉斯谟生活的年代，宗教主宰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毫无疑问，宗教学是当时无可匹敌的显学。

    年轻时，伊拉斯谟在巴黎大学学习的是宗教学，在鲁汶大学和剑桥大学教的也是宗教学，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位神父。然而，与其他神父不同的是，他反对教会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主张信徒通过自己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对话。为了落实自己的主张，他还编校了第一本拉丁语和希腊语双语对照的《新约圣经》。

    他的这些主张与德国倡导宗教改革的神父马丁·路德的观点颇为相似。但不同的是，伊拉斯谟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宗教改革，而马丁·路德则主张使用暴力方法。从这一点上讲，伊拉斯谟是宗教改革的温和派，而马丁·路德则是宗教改革的革命派。

    事实证明，马丁·路德的革命性宗教改革获得了成功。因此，伊拉斯谟受到了抨击，他被认为是缺乏勇气的口头改革派。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是伊拉斯谟先下了宗教改革的蛋，然后才有马丁·路德用这颗蛋孵出了宗教改革的鸡。

    伊拉斯谟是一位勤于将所思所想记录成文字的人。一生中，他共写了100多本书和3000多封信。其中，最著名的是《愚人颂》。在书中，他把普通百姓称为快乐幸福的“愚人”，而把那些愚蠢的统治精英则称为“贤人”。伊拉斯谟用辛辣诙谐的语言讽刺鞭挞“贤人”，而热情讴歌“愚人”。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指出：“如果除去《愚人颂》狂欢节的面具，它是当时最危险的书之一。在我们看来，它仿佛是诙谐的烟花，其实却是一颗轰开通向德国宗教改革之路的炸弹。”

    伊拉斯谟是鹿特丹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人物，但在其70年生命历程中，他在鹿特丹只生活了4年，而且还是在不谙世事的童年时期。离开鹿特丹后，他游历了欧洲许多国家，比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瑞士等，至死也未返回老家鹿特丹。今天，鹿特丹大张旗鼓地大打伊拉斯谟这张牌，游客中前来凭吊伊拉斯谟雕像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尊伊拉斯谟雕像是1622年铸造的。站立的伊拉斯谟正低着头，聚精会神地读着一本厚厚的书。端详着伊拉斯谟旁若无人的读书神情，我突然想起中外媒体正在热议中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政府既然对中国公民读书少的状况深表忧虑，用立法的方式强迫他们读书是一种方法；如果引进一些像伊拉斯谟那样甘心情愿苦读书的“洋读书模范”，激励他们读书或许是另一种方法。

    逛遍鹿特丹，找不到伊拉斯谟的故居。对于鹿特丹人来说，应该是令他们羞愧的事。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却有一处名叫“伊拉斯谟之家”的建筑至今依然保存完整，号称是世界唯一的伊拉斯谟博物馆。博物馆负责人告诉我，1521年5月至10月，伊拉斯谟住在这里读书，研究《新约圣经》，享受“乡下人”的悠闲生活。现在，该博物馆已发展成伊拉斯谟研究中心，每年都有许多伊拉斯谟的研究者来这里查阅资料。

    离开“伊拉斯谟之家”时，我特意翻阅了一下游客留言簿。其中，唯一的中国留言者用汉语写道：“很重要的参观，使我想起了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家），孔子、老子、管子、庄子……”

    乍一看，这一联想有些道理；细一想，又觉得这种联想没多少道理。我的理由是，中国先哲们所讲的仁爱思想，充其量只是具有了某种人文主义思想萌芽。如果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相比，中国古代的那种人文主义尚处于关爱人性、个性和个人尊严的最初朦胧阶段。中国“孔子们”所讲的仁爱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种爱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施舍；而欧洲“伊拉斯谟们”的人文主义是站在被统治者的角度，个人应通过自己的斗争获得个人自由、尊严和个性解放。仅从这一点讲，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人文主义，连人文主义启蒙都不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