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3年北京各报刊亭营业额均再创新低。目前,北京市的报刊亭数量超过2000个,但多数要靠卖饮料、电话卡等维持。这些报刊亭散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也许终有一天这缕承载着太多记忆的城市微光将离我们远去
“十一”长假期间,李先生和妻子没有回在河北沧州的老家看儿子,而是守在北京市东三环外一处居民区旁的报亭里,希望趁着假期多挣些钱。狭小的报亭里堆满了一摞摞杂志,中间搭着一张单人折叠床。妻子躺在床板上,脚已经踢到杂志,李先生则坐在床边玩手机。半小时过去了,却一个买报纸、杂志的人都没有。
今年上半年,李先生刚刚承包下这个报亭,之前他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儿。听老乡说,开报刊亭是个不错的活儿,不累,申请也不费劲。才干了几个月,他就后悔了。他说,没想到报纸、杂志这么难卖。每种报纸邮局每天配送十几份,能卖到10份就不错了,剩下的也不能退,每份只有几毛的利润,还抵不上赔的钱。而各种周刊类杂志,在摊子上已经堆了七八期,每期都有三五本,有些可以退给邮局,还能保住成本,而有些不能全数退掉,自己还要承担损失。
李先生已经压了1万多元在报亭里。平时夫妻两个都在报亭,可这样一来,收入实在太少。本以为是自己经验不足,经营不善,于是求教周围几个经营多年的摊主,发现原来报纸都不好卖。在客流量很大的北京地铁10号线劲松地铁口旁的报亭,长假期间已经关门,并贴出了“转让”的字样。人流如织的52路车公交总站旁,两处曾经红火的报亭也已经停业。
在北京,报亭总数超过2000个,销售着550种期刊和110种报纸,2013年北京各报刊亭营业额均再创新低,日均营业额100元左右。
据报道,2008年至2012年底,全国共拆除了10468个邮政报刊亭,目前全国邮政报刊亭总数为30662个。如今报刊亭的摊主都把主要的经营阵地转到饮料、充值卡、彩票等方面,有的甚至已不再出售书刊。
张先生的报刊亭紧邻公交车站,主要靠卖饮料来维持。6年前,张先生从江西老家来北京时,报刊亭还是个“肥活儿”,没有北京户口都不能经营,他只能帮别人看摊儿,每月也能挣几千元。后来赚了些钱,从一报刊亭主手里转租下来经营时,收入还能养活一家三口。如今承租的身份限制放开了,每月花700元直接从邮局租下报刊亭,但市场却不好了,每种报纸每天的销售量都是个位数。张先生已经另找了一份工作,让爱人一个人看着报刊亭,每月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就很不错了。
老家在山东的王大姐,在北京摆摊儿卖报刊已经12年了,她的丈夫也经营着一个报摊儿。他们的收入除去维持在北京的开销,还要供养正在老家读书的3个孩子。经营久了,有些老顾客每天坚持来买报,收入还算稳定,但与3年前相比下滑了近三分之二。她当年来北京时,姐姐、小叔子都干卖报纸的买卖,现在他们都已转行卖菜了,“菜卖不出去,可以自己吃,报纸卖不出去越积越多,都是废品了。”她说。
如今,年轻人更习惯在屏幕上浏览新闻,或者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了解讯息。
北京工业大学食堂边的一处报刊亭,经营者说,自己早已不卖任何报纸了,因为赔不起。校园里,光顾报亭的学生,除了买饮料和充值卡外,只对价格低廉的旧杂志感兴趣,十几、二十元一本的新杂志少有人问津。
天安门广场西南角一家报刊亭前,聚集着大量游客,有抱孩子休息的,有问路的,有买饮料的,唯独却没有买报纸、杂志的,挂在报刊亭上的杂志封面已经被晒得褪了色。西长安街边中宣部门前的一处报刊亭,两位老人坐着聊天儿,巡警停下来和他们打着招呼。摊主刘女士说:“老邻居们会每天来报亭前坐坐,但买报的人并不多,长安街上走的多是游客,没空停下来看报,中宣部里面的报刊比自己这儿的还多还全。”
在繁华的东四商业街上,周阿姨的报摊儿仍坚持只卖报纸。傍晚,周阿姨照常把报纸摆到胡同口,不断有路人停下来,花1元钱买上一份晚报。周阿姨把报纸夹在自行车把上,《北京晚报》当天的头条是《薄熙来案宣判》。这个头版吸引了不少街坊,1个小时约卖出10份报纸。周阿姨说一天下来也不过卖二三十份报,来买报的多是老街坊。而2008年之前,一天卖出300多份晚报是很轻松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末,周阿姨的姐姐在北京做工人,后来下岗在街边摆报摊儿。2000年,周阿姨从内蒙古老家来到北京,从姐姐手里接下这个报摊儿,一干就是13年。近几年,已经不允许在路边卖报了,她只能将报纸放在胡同口的台子上。
周阿姨说,卖报纸这活儿没有假期,风雨无阻。节假日,报纸还是会送来,休息一天就亏一天的钱,而且很多街坊已经习惯在这里订报纸了,觉得比去邮局订还要方便,所以更不能随便收摊儿了。
傍晚6点多,一位老邻居走到报摊儿前,坐了下来,翻了翻报纸,对周阿姨摆摆手说:“去送报吧,我帮你看会儿摊子。”周阿姨抱起一摞报纸,走向朝内菜市场,把报纸送到七八位摊主手里。这个习惯已经延续十几年了,那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答应了朝内菜市场的叔叔要每天送报纸,于是无论刮风下雨,他从未间断。如今儿子已经上班,而这份承诺仍由母亲来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