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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03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一些远近闻名的村官典型退出引发的思考

“干得好”为何不如“考得好”

本报记者 王烨捷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1月03日   08 版)

    李乔(化名)退出的消息,在河北省的大学生村官群体中传播开来。这个曾经远近闻名、受到当地媒体和组织部门“热捧”的大学生村官典型,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发来短信,“我后悔当村官了”。

    去职近一年后,李乔的QQ头像还是当年以大学生村官身份与一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他近期正在经营的鞋厂,还是在大学生村官任上创办的;朋友圈内的好友,也大多是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村官。与过去以“大学生村官”身份为荣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他,不愿意多谈“村官”二字,“让人寒心”。

    让李乔心寒的,正是大学生村官圈内现有的“干得好”不如“考得好”的出路怪圈。

    远近闻名的“典型”为何找不到“好出路”

    在河北大学生村官圈内,李乔和张力(化名)是出了名的。两人都是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的“典型”,都曾与省部级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典型事迹也受到过组织部门的肯定和表彰。

    但在“出名”之后,他俩的境遇却令不少人唏嘘。

    距离他俩工作地500公里外的河北蔚县,大学生村官宋嘉(化名)听说他俩现在的“出路”后,摇着头说:“可惜了。他俩干得特别好,又出名,没想到‘干得好’还是没有‘考得好’来得实惠。”

    宋嘉已经当了5年大学生村官,他的所见所闻,几乎全部指向“‘干得好’不如‘考得好’”这一命题。很多平时在镇上“打杂”,很少“进村”工作的“学霸”如今大多找到了好的出路;与之相对的,像李乔、张力这样“干得好”的村官,却不见有多好的出路。“本来以为他俩至少都能当上副乡长,结果啥也没有,解聘了。”宋嘉说。

    2012年年底,已经当了6年大学生村官、“官”至村支部书记的李乔得到确切消息,他将不能再次得到续聘,“之前已经续聘了3年,新政策是不能再续聘了。”据李乔介绍,同一个县级市里,与他一批遭遇“断聘”的大约有20来个大学生村官。

    “以前没觉得考出去当公务员是条多好的出路,一心在村里干事业。临到‘断聘’,才发现自己当初有多傻。”在做大学生村官时,李乔是一朵“奇葩”——他放弃法院的正式工作,到村里当村官;当上村官后,又主动打报告离开条件较好的乡镇政府,一定要下村工作;进村之后,眼看身边的“同僚”一个个埋头苦读考上事业编、公务员编,自己却一心创业,扎根在田间地头。

    隔壁乡镇的大学生村官张力,可以与李乔并称“奇葩”——他放弃律师工作,从城里来到乡下;他不听朋友劝说,非得在村里搞“谁也不愿意碰”的大棚种植;他自筹40余万元担保金,帮村民向银行贷款近200万元建大棚;他有一个天真的想法,非得带着全村老百姓一同致富不可。

    实践下来,两朵在彼时颇受相关部门“爱护”的奇葩,却几乎在同一时间折戟——李乔“断聘”后艰难地经营着自办鞋厂;张力更惨一些,大棚没能带来预期收益,他不得不默默挑起“还贷”的重担。

    与这两个当年在农村干得风声水起的“政坛新秀”不同,过去几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却颇得实惠。他们有的长期在镇上打杂,如愿获得了个事业编;有的走“埋头苦读”路线,全村不认识一个人,却考进县里、市里当起了公务员;还有的凭借大学生村官的履历,进入国企、银行工作,收入颇丰。

    考核制度不改,“干好干孬一个样”

    全国大学生村官工程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2013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副主编李义良有着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调研经验,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的大学生村官队伍中,确实存在着“干得好”不如“考得好”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现有考核体系不健全有关”。

    李义良在他的著作《大学生村官发展研究》中用了大量篇幅对现有的大学生村官考核机制进行分析、阐述。

    事实上,在上级主管部门层面,也早已注意到“考核机制”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的重要意义。在有关部门最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中,记者找到相关规定。

    《意见》要求,从2013年起新选聘的大学生村官,任满1个聘期、考核称职的,可按照有关程序续聘;任满2个聘期、未当选村“两委”副职以上干部的,原则上不再续聘;离岗大学生村官自主择业前可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免费参加一期职业培训,3年内继续享受大学生村官创业扶持、报考研究生加分等优惠政策。

    李义良说,对大学生村官群体的考核,应当单独制定适合这一群体特点的考核办法。但在现实中,有的地方简单套用乡镇机关干部或乡镇对村干部的通用考核指标;有的地方完全依靠群众满意度测评确定考核结果,对如何进行工作实绩考核缺乏有效办法;有的地方日常管理与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相互脱钩,完全靠一次性考核确定考核等次;还有的地方“就考核而考核”,考核结果没有与续聘、奖惩、培养、使用等真正挂钩,“由此出现了‘干好干孬一个样’,‘干得好不如考得好’的怪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大多数地方的“考核”中,那些很少进村干活儿、长期“埋头苦读”或“向上借调”的大学生村官未被检出“不合格”。由此又牵出了另一个怪象——“天天在村里干活”的和“天天在家里复习”的人,在年底考核中,结果都是“合格”。

    对此,李义良建议,对大学生村官的考核内容应当全国统一,试行工作实绩+组织评价+个人特色加分3个维度的统一测评,3个维度分值占比为60∶30∶10。

    其中工作实绩考核中的50%权重用在“绩”上,20%用来评价“勤”的程度,另有“德”、“能”、“廉”三项分别占比10%;组织评价中,群众满意度和组织评分分别占60%和40%;个人特色加分包括个人获奖受表彰、参加重大攻关项目、突出贡献、见义勇为等,加分累计不应超过10分。

    虽然并不反对个别大学生村官“埋头考公”,但李义良主张,将“埋头考公者”与“实干者”区别对待。“实干者”,即当选村“两委”副职及以上职务者,应当有一条通过公开选拔担任乡科级领导干部的“上升通道”,并在参加乡镇或县直部门领导干部招考时“直接进入面试程序”或者“获得加分”。

    “如果干得好的人,日子过得远不如擅长考试、不会干事的人,那还有谁愿意留在基层好好干?”李义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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