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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16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冰点特稿第929期

千古惨淡知杜甫

本报记者 陈璇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7月16日   12 版)

    1984年,注杜小组成员和参加样稿审定会的专家在杜甫故里合影(前排左二为萧涤非)

    2014年,《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后,健在的老作者合影(左一为张忠纲)

    《杜甫全集校注》手稿足有1米多高

    74岁的张忠纲,用36年等来了这套书——《杜甫全集校注》,12册,680万字。

    恰在他出生那年,将杜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史学家洪业,提出“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的愿望。

    然而当代“注杜”一直还是一块令人羞赧的空白。年代最近的注杜本是清代乾隆年间的《杜诗镜铨》,距今隔着200多个年头。

    遗憾绵延。著名的杜诗专家萧涤非闭眼离世之前,也没等到他主持编写十余年的《杜甫全集校注》付梓。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人们用研讨、吟诗、旅行甚至“恶搞”等方式来缅怀这位诗圣。唯独“缺席”的纪念方式,是那部尚未问世的当代全注本。

    2014年4月,《杜甫全集校注》出版。对此书编写者之一张忠纲来说,完成此愿,“对得起伟大诗人杜甫,对得起先师,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交代”。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在张忠纲济南家中,面对一本本紧挨着摆放在客厅圆桌上的这套书,眼泪沿着他脸颊蹙起的皱纹,又滑过衰老留下的暗黄色老年斑,淌了下来。

    他颓然地念起杜甫《赠卫八处士》里的两句诗,“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这首诗作于公元759年春天,遭遇贬官的杜甫和朋友卫八重逢。这对老友互相询问亲朋故旧的下落,却发现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忍不住失声惊呼。

    如今,这两句诗收录在这部刚出版不久的《杜甫全集校注》中,映照着后世者的心事。

    装帧精致的白色书皮上印着编写者的名字:主编萧涤非,副主编廖仲安、张忠纲、郑庆笃、焦裕银、李华。应了那句悲叹交加的“访旧半为鬼”,萧涤非、焦裕银和李华已不在人世,而健在的三位都已是迟暮之年。

    新书发布仪式那天,有幸亲眼看到这部书面世的老作者们合了张影。镜头中,年近90岁的廖仲安满头白发,两鬓斑白的郑庆笃年过八旬,74岁的张忠纲前额发际线如同时光的潮水一般,深深地向后退去。

    而在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里,那是30年前,他们意气风发地站在杜甫诞生的窑洞前,身边还有不少知名古典文学专家,比如殷孟伦、王利器和舒芜,以及至今仍在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叶嘉莹。

    一位脖子上搭着黑色围巾的老学者,拄着拐棍站在人群边上,脸上流露着一种从容而笃定的神情——他就是萧涤非。

    1984年,在杜甫故里河南巩县召开了《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再往前追溯,这个古籍整理项目酝酿于1976年。当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大作家集”的规划。在这个颇具雄心的规划中,确定下来的大作家集共有15种,杜甫集是其中之一。

    对于承担杜甫集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约请山东大学教授萧涤非担任主编是最恰当的选择。他是国内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位置的山东大学,他和冯沅君、陆侃如、高亨一起被称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

    学术生涯和杜甫紧密关联的萧涤非,在人生步入黄昏的时候,迎来了为杜甫诗文做校注的辉煌时刻。

    为“诗圣”做注,意义不言而喻。诗人、学者闻一多赞誉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萧涤非踌躇满志。在一篇谈论《我是怎样研究起杜甫的》文章中,他引用了杜甫晚年写过一首《南征》里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这大概是杜甫落寞内心的自白。在那个诗歌的全盛时代,杜甫不是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无论识与不识,几乎没有人提到过他的诗。他死后一段时间里,文集只流行于江汉之间,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知道他。

    紧接着杜甫在一千多年前的那句感叹,萧涤非写道:“我们能不能成为杜甫的‘知音’?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你想说的,老杜已先代你说了,读他的诗,就像自己的诗一样

    在儿子萧光乾的记忆中,父亲萧涤非晚年最记挂的事,就是完成这部落在他肩头上的《杜甫全集校注》。

    今年6月的一天晚上,在父亲住过的那幢灰色砖楼里,萧光乾轻扯了一下垂落在天花板下的灯线。在亮起来的暗黄色灯光中,屋里的陈设以及埋藏于其中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

    1978年初,在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后,72岁的萧涤非感觉到时不待人。他召集在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廖仲安,又从山东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抽调张忠纲、郑庆笃和焦裕银等几个年轻学者,组建起杜甫全集校注小组。

    在这间整面墙几乎被书覆盖的书房里,萧涤非几次和“杜甫组”的年轻学者谈话,跟他们讲述自己治杜的经历和体会。

    萧涤非真正爱上杜诗,并从感情上发生共鸣,是从抗战时开始的。那时的他亲身尝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流亡到西南联大以后,这位堂堂的教授也不能养饱一家人。令这位战乱中的父亲特别伤心的是,因为经济窘迫,他甚至决计等妻子腹中的孩子出生后送人。后来,妻子过度劳累而早产,婴儿出生3天就夭折了。

    这样眼睁睁看着骨肉离散的悲恸,杜甫曾用诗句替世人表达。杜甫从长安去看望寄居在奉先的妻儿,一进家门就听到一片号啕的哭声,原来是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后来,就有了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切肤之痛。

    不仅是家破人亡,山河也破碎。安史之乱爆发后,开元全盛“稻米流脂粟米白”的景象毁灭于兵荒马乱之中。沦陷在长安的杜甫伤感地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在从新安逃到潼关的路上,他写下了著名的“三吏”和“三别”。

    出自诗人笔下的沉郁诗句,历经千年的流传后,仍然会直扣人心。有一次,萧涤非和学生们在昆明街头遇见一些面黄肌瘦的国军士兵,大家纷纷说起家乡处处抓壮丁的灾祸。萧涤非当时脱口而出:“你们都读过杜甫的《新安吏》吗?‘肥儿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念诗的声音,越来越激动。

    “所以,是生活使我接近了杜甫,产生了研究杜甫的念头。在当时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读杜甫的诗确是一种安慰。”萧涤非在文章里展露自己的心迹。

    这或许并不是巧合。千百年来,不少身处困厄的名人志士,都会去老杜那里寻找安慰。南宋忠杰之士文天祥被囚禁在燕京狱中时,陪伴他的就是杜诗。他对杜诗信手拈来,将诗句从原诗里抽出,重新组合成诗,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

    “就像文天祥说的,你想说的,老杜已先代你说了,读他的诗,就像自己的诗一样,而忘其为老杜诗了。”萧涤非曾经感叹道。

    1942年,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洪业被日军关进监狱。困在深牢大狱中,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讨要一套杜诗来钻研。

    而在日本,杜甫没有留过足迹的地方,有一个江户时代的著名诗人松尾芭蕉。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头陀袋里面,放着一部杜诗。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曾经听很多位前辈说过,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很多流亡到重庆和成都的教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吟诵起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为杜诗做注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

    自感“未见有知音”的杜甫,到了北宋时期,成为一个“热门”的大诗人。他的诗被爱好者广泛收罗和编辑,甚至达到一个注杜诗的高潮,有了文学史上“千家注杜”的罕见奇观。

    流传后世的杜诗资料浩如烟海。宋人认为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特别用心去解释杜诗中的典故,有关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巨细无遗”。

    在监狱里还想着钻研杜诗的洪业,出狱后憋足劲儿写出一本杜甫传。此外,他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出一部杜诗校注。他曾说:“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

    遗憾的是,洪业并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构想,他只是洋洋洒洒地写出杜诗校注的“内容框架”。

    留给后人的担子很重。光是收集和阅读各种杜集研究资料,校注组就花去了6年时间。他们穷尽可能地收集有关杜甫的古籍版本。北京、上海、南京等十多个省市和许多大学的图书馆,都被他们不止一次地光顾过。

    张忠纲回忆,当年他们几个年轻气盛的大学教师,经常不得不“求人走后门”。他们好不容易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发现一个海内孤本,但图书馆不准外借和看原书,只能看显微胶卷。他们只好求人翻拍出来,又找到新华社的熟人,用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放大出来再看。

    一张边缘破烂的发黄书单至今还存放在山东大学。用浆糊黏起来的白纸上印着不同版本的书名,每本书还被编上了序号,一共排了200个号。注杜的人就依照这个顺序找书目,一本本地对比各个杜诗集版本,找到诗句里的“异文”,这就是“校”;再筛选、集纳前人的注释和评论,也就是所谓的“注释”和“集评”。

    电子时代还没到来之前,摘录资料和写稿,只能靠最原始的手书。他们先将资料抄写在卡片上,再在专门印制的单页500字的田字格稿纸上“爬格子”。

    从打草稿到誊抄定稿,作者们要一笔一画地爬三四遍“格子”。当年,张忠纲握着英雄牌钢笔,用正楷恭恭敬敬地将一页又一页田字格填满。如今,堆起来有一臂高的手稿和装满了抽屉的黄色卡片,以及满屋子的唐诗宋文,一起躺在张忠纲的书房里。田字格里的蓝黑色墨迹,至今还没有褪色。

    萧涤非经常跟注杜的几位年轻学者说:“尽管工作很艰苦,但苦中有乐,苦尽甘来,苦也就是甘了。研究杜诗就是要有一股寝食俱废的傻劲儿。”

    有时,他还自我安慰道:“说来也有点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心甘情愿为杜甫卖命。”

    古往今来,确有许多心甘情愿为一个落魄诗人卖命的人。明末清初的王嗣奭,从43岁开始研究杜诗,一直钻研到80岁。有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睡觉,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对《新安吏》的新解,恨不得从床上跳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正如他诗里自白的那样,“忆昔攻诗梦少陵”。

    就连跟杜甫国籍不同的人也愿意为他劳心费力。在朝鲜,早在李朝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最高统治者动员当时最优秀的学者,花了40年时间来翻译杜诗,直到世宗死了、新主又继位,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杜诗译本。

    萧光乾回忆说,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注杜事业已经到了“痴”的程度。有一年春节,山东省委领导来家里给萧涤非拜年,他不说客套话,反而“不合时宜”地跟领导们提“《杜甫全集校注》的审稿费”。学校开大会时,他在主席台上,再次“不合时宜”地找校领导“要人、要经费”。

    1978年春节,担纲《杜甫全集校注》主编后不久,心怀壮志的萧涤非写了一首《满江红·心声》。词的最后一句是:“誓将心血付‘村夫’,杜陵集。”

    这个“村夫”,就是自嘲为村夫野老的杜甫。

    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但恨在世时,读杜不得足!”在儿子为他写的传略末尾,萧涤非添上了这句话。

    时隔20多年,萧光乾领会父亲当年的意思,“不足的就是那部迟迟没能完成的《杜甫全集校注》”。

    1991年,85岁高龄的萧涤非住进医院。张忠纲记得,躺在病床上的萧涤非还在不停地审阅校注的样稿。

    没能熬过那年春天,萧涤非就去世了。在失去学术领袖之后,这个意义重大的集体性学术项目,在长达18年里,几乎陷于停滞。

    直到进入新世纪,写好的手稿沉沉地压在箱底,没完成的那部分,命运仍然难以预知。

    无法回避的是,向伟大诗人致敬的校注工程,无法逃开现实生活里的纷繁干扰。其中的主要纷扰是人事纠纷。校注小组的成员似乎不容易齐心协力完成未竟的事业。

    在《杜甫全集校注》的书评中,谈及这部书历经的波折,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有感而发:“我也经历过学术合作的风雨,知道领导与出版方的支持、主事者的大度、合作者的互敬,对完成大项目缺一不可。”

    事实上,30多年前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制定的“古代大作家集”,将近半数的命运也不济,至今没有问世。这个试图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出版计划,包括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汤显祖、龚自珍15位最负盛名的大作家。

    作为《杜甫全集校注》责编之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十多年的胡文骏说:“感觉现在做学术不像过去那么‘融进’。一所学校承担某个项目做起来可能更顺利,而牵涉到几个学校,麻烦会多。”

    1984年召开的那次《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上,为了一个名利不会落在自己身上的学术项目,学界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专家坐在一起各抒己见,“而现在大家似乎更愿意闭门造车”。

    中年加入注杜小组的张忠纲,进入晚年却在为这部书的“泥入大海”而忧虑。他时常跟人感叹:“注诗难,注杜尤难。注杜之艰难曲折,犹如老杜艰苦备尝之经历。”

    1200多年前,杜甫的命运就像这部后人向他致敬的书一样,颇多艰难和坎坷。曾有人评价,“杜甫是中国知识分子受难的代表。”

    杜甫出生在一个有传统的官僚家庭,但是家族声势逐渐衰落。他一生充满政治热情,仕途却不太顺利,只做过左拾遗和成都尹之类的芝麻官。为了“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他始终不渝地接近权力,还向皇帝献过诗,但没得到过重视。

    他上书营救好朋友房琯,触怒唐肃宗,被皇帝从政治中心长安驱赶出去。因为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身体在疲于应对幕僚攻击中难以维持,他只好终结短暂的幕僚生活。

    他遭遇了剧烈变动的时局,王朝由盛转衰。他的半生在流亡中度过,“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填饱肚子都是件难事。他有时写信求朋友接济,或者卖药来维持衣食。穷到极致时,他捡山谷的橡栗充饥,大冬天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单衣,冻得直咳嗽,连渔夫们都觉得这个诗人比他们还可怜。

    后来,他住在一叶小舟上。从秋到冬,在湘江上飘荡。公元770年,杜甫在舟上死去,终年59岁。关于他的死因,说法有很多。一种最荒诞的说法是,他饿了很多天,终于得到一位县令送来的白酒牛肉,在痛饮饱食之后,一晚上便死去了。

    为杜甫写过传记的著名诗人冯至说过:“他的一生是个不可避免的悲剧。”

    所幸的是,起始于1978年的《杜甫全集校注》,虽然“艰苦备尝”,但最终没有以“烂尾”而悲剧收场。

    如同一颗明珠从泥潭里被打捞出来,山东大学于2009年重新启动“杜甫全集校注”项目。2012年,这部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在山东大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协调下,困顿将近20年的杜甫全集校注小组重新开工了。

    杜甫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诗国,更深的意义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

    蒙着灰尘的底稿从箱底里翻了出来,项目蹒珊地迈开步子。而校注小组最初的成员,将近一半去世,健在的也已经老了。

    几经权衡之后,张忠纲成为《杜甫全集校注》的终审统稿人。在几位老成员中,他属年纪较轻的一位。自从进入注杜小组后,他埋头研究杜甫,勤恳地为老杜“卖命”30多年。

    4个年轻的博士生充实了注杜的团队。承担两卷文稿的王培增已经去世,学生宋开玉替他增补完善。还有未完成的六卷,就由赵睿才、綦微和孙维3个博士生来补做。

    就像萧涤非当年嘱咐自己一样,张忠纲时常耳提面命地跟这些年轻学者说,“注杜诗是坐冷板凳的事情”。他还喜欢用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著和学生共勉。

    一个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去拜访张忠纲。一进门,他看见“老头穿着个背心裤衩,一个人在那儿干活,桌上堆满纸条”,“真是挺令人感动”。

    张忠纲偶尔会感叹,自己“除了研究杜甫,可以说是身无长物”。他说,年纪越大,越热爱杜甫。

    落魄潦倒的杜甫恐怕难以想象,在他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里,他和他的诗歌,会如此备受推崇和热爱。

    到了宋代,他的诗歌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流传,而他本人也成为士大夫顶礼膜拜的楷模。王安石和黄庭坚在他的画像前面感动涕流,理学家朱熹将他和诸葛亮、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并称为“五君子”。

    一个艰难困苦但又心怀天下的儒者形象在后人心里牢牢地树立起来。杜甫忠君爱国,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孟子笔下的“威武不能屈”。安史之乱后,叛军占领长安,众多的唐朝大官投降做了伪官,当时的宰相陈希烈和大诗人王维都屈膝了,惟独杜甫没有就范。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他在朋友的帮助下,从牢中逃了出来。

    杜甫的气节在后人身上赓续。南宋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肘而忧愤成疾,他在临终前长吟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个做梦都在读杜诗的王嗣奭,明亡后拒不降清,抱着杜集感叹:“吾以此为薇,不为饿也。”

    儒家所推崇的仁爱精神,在杜甫身上也有完满体现。他懂得推己及人,有一次在八月,秋风怒号,把他草堂上的三重茅草都卷走了,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黄昏时风定了,乌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夜,屋里漏得没有一块干土。他从自己的困窘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在无眠的夜里唱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莫砺锋写过一本《杜甫评传》。他还在电视节目上讲杜甫,试图向大众普及“杜甫的文化意义”。在他看来,“杜甫的影响绝非局限于诗国,也绝非局限于文学范围,而是广泛地进入了中国民族文化形态的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而杜甫文化意义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无形的,那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潜移默化”。

    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多重的。“杜甫坚定踏实的人生态度、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些素质正是中华民族性格中最光辉的部分。”莫砺锋这样分析,“虽说这种民族性格的陶铸不是少数个人的功劳,但杜甫的影响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杜甫的影响甚至超越国界,延伸至儒家文化圈以外的精神世界。美国现代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对杜甫满怀深情。他认为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和荷马更优秀,至少是更自然、更亲切”。

    “杜甫所关心的是人的坚信、爱、宽宏大量、沉重和同情,唯有这些品格才能拯救世界。”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杜甫的精神被这样阐释。

    日本有一个研究杜诗的专家吉川幸次郎,平生的一个心愿是到杜甫故里去“朝拜”。他专门用白布做了一件长袍,准备穿着这身庄重的衣服来行礼。可惜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他到了郑州以后,在那里停留了好多天,没能抵达巩县。最后,直到去世,他也没能踏上杜甫的故乡。

    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杜甫

    2012年,杜甫诞辰1300周年时,注杜的项目并没有引来特别的关注,杜甫学术研讨会也并非新闻热点,反倒是“杜甫很忙”的涂鸦图片在互联网上像病毒一样传播。

    人们发现,高中语文课本插图中那个骨瘦嶙峋的杜甫一时间铺满电脑屏幕,他一会儿扛着机枪,一会儿骑着摩托,一副“很忙”的样子。

    在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意外地多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杜甫很忙’究竟是不是网络策划?涂鸦的走红到底是怎样的文化形态?”

    当时,还有媒体评论发问:“若无涂鸦,谁还记得杜甫诞辰1300周年?”

    这些问题让象牙塔里的杜甫研究者綦微很困惑。她扎在故纸堆里,花了3年时间完成《杜甫全集校注》中的两卷,“感觉白头发呼呼地往外冒”。作为学者,她毕恭毕敬地对待杜甫。但是,令她愤懑的是,“有些人对杜甫、对传统文化是一种戏谑的态度”。她也有些忧虑,“普通大众似乎和优秀传统文化有些疏离”。

    在杜甫“忙碌”起来的同时,几家都市报联合起来“拉起一面旗,郑重地,纪念杜甫”,共同征集“杜甫诞辰1300周年纪念方式”。一时间,近万名网友讨论起“13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么纪念杜甫”。

    一篇论坛帖子里,作者用有些煽情的笔调写道:“纪念杜甫,是对一个诗人的追思。抚今追昔,1300年,多少人、多少事、多少史诗穿越,但有些情感、有些情怀,今人与故人又有几多差别?”

    在这个不平淡的纪念年份里,《杜甫全集校注》却并没有合乎时宜地成为应景之作。

    当时,作为终审统稿人,张忠纲认为书稿还没有完尽,“不能仓促地出来”。不少人劝他“趁热赶紧出版”,但难以说动这个性格有点“倔”的老专家。

    “这部书是集大成之作,一百年之后也要能称得上高水平。错过杜甫诞辰确实很遗憾,但是也不能为此牺牲书的品质。毕竟,做学术并不是赶工程,也不是为了献礼。”如今,张忠纲语气平静地说道。

    他甚至带着些许遗憾补充了一句:“若不是出版社说这个项目必须要在2014年完成,我会花时间再磨磨。”

    不少喜欢杜甫的读者等不及了。过去的一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文骏经常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一个听上去像是中年的男人一遍遍地问:“《杜甫全集校注》什么时候出啊?”2012年,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之后,有媒体报道过这部书即将出版。

    “您是谁?”胡文骏问。

    “我是‘杜迷’。”电话那头答。

    2013年12月29日下午5点多,窗外已是黄昏。张忠纲看完《杜甫全集校注》清样的最后一个字。他长吁了一口气,“感觉如释重负”。

千古惨淡知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