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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首相带头参拜靖国神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和慰安妇自愿论，再到不久前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政客否认或歪曲二战侵略罪行、意图修改战后国际秩序的举动，一再引发国内外的批评。在批评日本时，人们总喜欢拿德国和日本作对比，希望日本能够以德国为榜样，诚心实意为二战罪行认罪、道歉和反省。但是，日本却不愿这么做。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今年4月28日在一篇报道中说，虽然中国和韩国一再要求日本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向德国学习，但安倍却以情况完全不同为由，明确拒绝了这个要求。
安倍的反应其实并不令人意外。与德国选择认罪和道歉一样，日本的拒绝也有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原因。加上近年来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期待日本像德国那样正视历史，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战后日德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战后被昔日攻击、伤害过的“敌国”、同时也是强国占领、管制和包围，如果不诚心认罪和道歉，就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接纳。德国自己也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复兴和统一，必须与欧洲各国和睦相处。因此，德国在战后积极修补与邻国的关系，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将昔日的敌人转化成了朋友。
而日本是独处一隅的岛国，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美国战后虽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过短期的清理，但后来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选择了把日本转化为盟友，没有对日本的认罪提出严格要求。中韩等周边国家本就实力薄弱，战后又疲于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危局，无暇他顾。中国和日本建交时，为了合作的大局，没有索要赔款，亦没有就认罪问题向日本施压。
日德对战犯的清算程度不同
德国在战后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占领，这四国在占领区推行了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垄断化和民主化改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成立后，当年曾遭到纳粹党强行取缔和迫害的政治对手（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上台执政，继续追查和审判纳粹罪犯，推进德国去纳粹化的进程（参见2014年7月16日本版文章《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一样成为“正常国家”》）。这是德国战后能彻底清理纳粹历史的政治基础。更为关键的是，德国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因为没有参加过战争，并且接受了正确的历史教育，比上一代人做得更好。待到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体并接管了政府之后，对纳粹的批判和反思遂成社会主流，甚至通过立法得到制度化。
反观日本。美国在战后允许日本保留了天皇制，没有追究头号战犯天皇的战争责任，也没有对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理，还允许一批昔日的军国主义分子掌管日本政府。这导致日本未能对二战罪行进行彻底反省，还妨碍了对下一代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近年来，一批在战后出生、缺乏正确历史观的政客接管了政府，其中有不少人还是著名军国主义分子的后代（如现任首相安倍），他们的祖父辈曾是当年那场侵略战争的主导者或参与者。所以，他们不但不愿认罪，反而一再掀起历史翻案风，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内外部舆论对日本态度不乏纵容
国内外社会舆论对于两国如何对待战争历史的态度不同。日本右翼政客一再公开否认、歪曲或美化侵略战争，国际社会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也不像中韩那样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不仅如此，根据汪舒明的分析，西方主流舆论还有明显的袒护日本的倾向，在批评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的同时，也一再报道安倍的“对话”表态，让人觉得反而是中、韩两国政府死抓着历史问题不依不饶。日本国内除了少数民众和团体抗议之外，大多也对右翼的怪论听之任之，甚至拥护和支持。
可以想象一下，倘若德国政府高官公开否认种族大屠杀、美化纳粹统治，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估计不仅国际社会（特别是掌控西方舆论喉舌的犹太人）不会答应，德国国内民众也不会答应。1969年，德国总统吕布克因被曝光曾在纳粹时期作为一家企业的工程师参与设计过集中营而受到舆论攻击，不得不提前辞职。2007年，电视主持人和作家赫尔曼对纳粹时期的家庭政策表示了赞许，尽管她在同一段话中明确批评和否定了纳粹统治，但还是受到舆论批评，并被电视台解雇。德国社会对纳粹的这种“零容忍”，是多年来通过教育和立法双管齐下的结果。德国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要让中学生全面了解纳粹历史，以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公开赞同、否认或粉饰纳粹罪行和纳粹统治的言论，在德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违反者可被处以5年以下监禁或罚金。这是日本所缺少的。
日本感受到的切肤之痛不如德国
德国人在短短30年间经历了两次战败的苦痛，许多城市在二战中被炸为废墟，人们痛失亲人、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还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接受国土被占领和分割的事实。这促使他们痛定思痛，彻底摒弃了军国主义和纳粹。日本虽然也遭到轰炸，广岛和长崎还遭受到原子弹的袭击，但这让日本产生一种战争受害者的悲情意识，只关注战争对自己的伤害，反而忽视了对自己战争罪行的反省。此外，有研究指出，二战中日军死亡人数和日本基础设施受破坏程度，远没有德国那么多、那么严重，日本战后也没有像德国那样支付那么多的战争赔款，加上经济快速崛起，致使日本得到的历史教训没有德国那么沉痛。所以，日本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
日德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差异大
日本和德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不同。根据资中筠的分析，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在德国文化中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和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纳粹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德国人引以为傲的传统。德国人可以把纳粹统治看成德国在历史上短暂的误入歧途，否定纳粹、重拾魏玛共和国所开创的民主传统，才是重回历史的正途。另外，根据李乐曾的分析，德国是基督教国家，“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自然的因果关系逻辑，公开认罪并进行忏悔，对基督徒来说并非是耻辱和难堪的事情。
日本则不同。日本在历史上的“功勋”，往往与对外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日本发动或参与了十多次对外战争，全部获得胜利，这是日本民族优越感的重要源泉，也导致日本人对于其战争历史有独特的情感和认同，不会轻易否定。
此外，日本文化中的神道教、武士道、佛教等元素，也是妨碍日本人认罪和道歉的思想根源。例如，神道教让人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裔”，以天皇的名义和国家的意志发动的“圣战”不会是错误，自然也不容否定。武士道精神让人信奉弱肉强食，觉得只有强者才值得尊敬，弱者不配得到同情和怜悯。日本佛教让人认为，无论善人还是恶人，死后都是平等的，现世的恶与善不会对来世产生影响。这些文化因素，导致日本人对战争和“战犯”的认识与德国有根本的不同。另外，因为没有基督教文化中对地狱的恐惧，日本人也缺少了为战争罪责而祈求宽恕的内在动力。
根据本尼迪克特的分析，日本文化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爱面子，加上民族优越感作祟，即便认识到错误，也不愿低头认罪，尤其是不愿向自己眼中的弱国和“劣等民族”低头认罪。更何况，认罪还会带来赔偿和改写历史等一系列问题。
要求日本认罪的外部压力渐弱
总而言之，日本之所以不愿像德国那样认罪和道歉，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同时也没有足够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改变认识。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近70年。要求日本政府认罪的内外部压力似乎都在变小。从内部来看，战后长大的日本人缺少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识，或者即便知道，也认为这些都已过去，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这种历史认识和态度，他们可能既不会认罪和反省，也不会要求政府这么做。日本社会内部虽有谢罪和反省的人士，但终究势单力薄，不足以改变整个社会的趋势。从外部来说，想要依靠国际压力来让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也已经越来越困难。以日本最近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例，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已明确表示支持，澳大利亚总理还近乎谄媚地将日本称作“国际公民典范”。就连当初曾遭到日本侵略的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也表示了支持。这或许让不少人感到惊讶，但也只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态度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英国BBC近年来的调查都显示，日本的国际形象甚佳，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眼中。根据BBC今年6月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以各国对世界的影响积极与否来衡量，日本的国际形象排名第5，中国的国际形象排名第9。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日本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更是接近或超过了60%，远超国际平均水平（48%），只有德国（28%）是个例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14日公布的调查也显示，除了中韩之外，东南亚国家对于安倍的外交政策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可以质疑这些调查的中立性和动机，但却不应忽视与中国崛起相伴而来的国际局势的改变。近年来，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起炒作“中国威胁论”，四处推行“价值观外交”，近来日本又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开展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这些举动能够取得“成功”，似乎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当前世界秩序的人，可能比担心日本修改战后国际秩序的人还要多。因提出“软实力”而闻名全球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近日撰文，把朝鲜和中国称作区域安全的两大威胁，对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却给予肯定，这便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听起来这让人感到不愉快，但却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的事实。
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期待日本像德国一样正视历史，已经越来越不现实。战后曾经有过的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本可能只有像德国那样再次品尝到战败的苦果、恶果，才有可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当然，没有人愿意走到战争这一步，但又有谁能够提出化解历史困局的良方呢？日本越是选择遗忘和否定历史，中国就愈发要刻骨铭记，由此产生的矛盾，让中日关系一再陷入僵局。如果日本真心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就不应再言行不一地空摆姿态，不妨先归还钓鱼岛，然后再一起坐下来谈谈让历史成为过去的议题。问题是，孤立狭小的日本列岛，能孕育出具有这般宽阔胸襟和远大视野的政治家吗？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留德博士）
孙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