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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在乡下长大，80后摄影师刘杰一直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2010年，他开始采访拍摄农村留守题材，陆续完成了《空凳子》、《全家福》和《遥望》系列
想到那张照片，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2011年夏末，在陕北靖边县的一处老式窑洞里，我见到名叫贺爱良的老人。他居住的窑洞与我年龄相仿，里面黑而且空。这里人烟稀少，方圆几里地内只有一个邻居。对于我这么一个生人问到的问题，老人很有礼貌地一一回答：老伴早就去世了，三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话里听不出一点悲伤和孤独，却会让人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
如果说这位留守老人有些孤单，那么更多的老人可能显得有些忙碌。9岁的马舒文在镇上读四年级，她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位留守老人。年轻时，她从四川远嫁到安徽阜阳颍上县八里河镇，此后便没有出过远门。直到有一年，还没上小学的马舒文想去杭州看在那里打工的父母，这位老人才只身带着孙女去了上海，这是她出嫁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
采访马舒文的那天傍晚，她的弟弟突然不见了。奶奶一边小跑一边喊着弟弟的名字，声音在整个村子上空回响。奶奶跑到小卖部的隔壁，屋里孩子的爷爷正在和几位老人打牌，奶奶没好气地吼了几句，爷爷也没有出来。就在这时，一辆电动三轮车载着马舒文的弟弟和另一个男孩回来了。奶奶总算松了口气，训了孩子几句。事后，奶奶说附近水湾太多，刚才都吓出来一身汗。马舒文的父母多次叮嘱奶奶，一定要看好孩子。听说村里的公路修好了，在杭州打工的马舒文的父亲说，还不如不修，路好了以后汽车更多了，孩子路边玩更危险。
家在安徽的花花（化名）长期与祖父母生活在农村，与城里打工的父母常年见不上一面。暑假里，爷爷要带花花去城里看爸爸妈妈，花花却百般不愿意，甚至半路上返回。父母过年回到家，花花也躲得远远的，一个拥抱都变得奢侈起来。
与无奈的花花父母相比，在四川成都打工的彭小容要“幸福”很多。她说，每次离家前，女儿都要蒙着被子一个人哭很久。
有眼泪的不只是孩子，在深圳打工的张建芳一看见自己孩子的照片，眼泪便瞬间涌出。照片里一儿一女站在河边，女儿头上缠着绷带，是在路边玩耍时磕破了。有一年儿子过生日，张建芳给他写了信，打电话问家里的老人有没有收到信。老人说，孩子看了信，但不愿意接妈妈的电话。其中的原因也许只有孩子自己知道。
其实，这种分离的滋味我也尝到过一些。5岁那年，我的父母也决定离开祖辈耕种的土地，到县城里谋生路，而我曾一度被父母“寄存”在老家。记忆里，每次从县城到农村的路上，心里总是带着喜悦；反而离开农村老家时，总会带着留恋和伤感。现在想来，或许是因为搬到县城后的数年里父母一天到晚忙着打工干活，不像以前在农村时可以经常陪我；或许当时对农村老家的向往，是一个孩子对从前理想家庭生活的留恋吧。甚至，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我内心深处对农村老家的感情，仍然强过那个小县城，虽然县城才是我现实中的家，而且那里生活着我的父母。
缺，或许是这一系列照片的主题。《空凳子》是用“在”的物表现“不在”的人，《全家福》和《遥望》则是虚构了一种团聚的假象，通过“在一起”的谎言表现“不在一起”的现实。
安徽阜阳是我国农民工的重要输出地。阜阳每个区县输出的农民工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某种扎堆。比如，颍上县有很多人在杭州开出租车，在厦门鼓浪屿当导游。那些导游们的普通话都不错，是多年练出来的。颍上老家的孩子在村镇学校里也说普通话，不过孩子们的见识远没有当导游的父母多。当地村民说，孩子们小学还好，初中以后不少就不再好好学习了，一些孩子甚至无法完成初中课程。《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初二年级的留守学生在学习以及校园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更多，初二年级的留守学生与父母的关系更差。这恐怕是孩子缺少父母陪伴的结果之一。
作为父母，远离子女；作为子女，远离父母。为了爱，选择离开。这是外出打工者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日益拉大的差距等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