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就是译错了

    王太庆先生1981年到南开大学哲学系讲西方哲学史，谈到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译本看不懂时说：“看不懂，就是译错了。”先生说得平平淡淡，但我记得格外清楚，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当时正在南开读大三，读不懂译本，总是怪自己水平低，既不敢怀疑作者，也不敢怀疑译者。第二，先生举了几个西方哲学史界“谬种流传”的翻译例子，“始作俑者”居然都是他自己。

    王先生30多年前说的话，对今人仍是最有智慧的提醒。

    凡是认真做过翻译的，都深知译事艰难，无论多么小心翼翼，都难免出错。杨绛先生是大翻译家，对误译有很生动的比喻：“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鲁迅先生用10个字总结他的翻译经验：“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但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王太庆先生译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就因为看错一个字母，把绊住一条腿误译为偷去一条腿。针对文艺界重创作轻翻译的现象，王先生说翻译并不比随随便便的创作容易，是经验之谈，更是公平之论。

    承认误译难免，不意味着对误译听之任之。一类误译是无心之过，可原谅。这类错误，多数是因为译者一时懒惰或疏忽。例如，欧洲民间有句格言，称为金科玉律都无妨，意思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相同，但因为是演绎《圣经》的教训，一般照字面译作“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对待别人”。这句话，有人译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人译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最严重的懒惰是望文生义，强作解人。这样的例子就多了，平淡无奇的，把“箭术”译为“剑术”，把“弹音阶” 译为“学音阶升降”，把“一夜之间”译为“日复一日”或者“一天天过去了”；三分离奇的，把“箭术中的禅”译为“合掌坐禅艺术”或“禅宗射箭术”，把摆脱血缘纽带译成“从与低等血液的结合中显露自身”，把“群体暗示”译为“批量建议”；不可思议的是，把“刨平木头”译成“种树”或“放好木样”，把“心理阳萎”译成“心理无知”，把“营养良好”译为“长得肥胖”。

    很多时候，懒惰是病症，傲慢是病根。翻译很难，仍有人大翻特翻，往往不是他们知难而进，而是他们目空一切，不知道翻译的风险，甚至以为翻译可以两头骗，是名利双收的捷径。有的人外语学个半通不通，就胆大妄为，什么学科的书都敢翻译。因为傲慢，也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誉。所以，源于傲慢的误译，是明知故犯，最难纠正。即使读者指出了错误，译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继续埋头滥译。

    王太庆先生曾有几篇关于翻译的遗稿，念念不忘提高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质量。他说，首先，译者要有职业精神。职业精神，首先是敬业。敬业，是因为服务对象是衣食父母，也是因为任何职业都有竞争对手，不敬业端不稳饭碗。译者敬业，还意味着有良心。译者要尊敬原作者，还要尊敬节衣缩食买书的读者。有的译者自称译书虽不赚钱，“但乐”。不介意赚不到大钱，可敬。以翻译为赏心乐事，佩服。但是，万万不可以找乐儿的态度译书，否则就是拿不懂中文的作者找乐儿，也拿只懂中文的读者找乐儿。创作和研究可以独乐，译书不能独乐。译者乐还不够，还要作者乐，读者乐。否则，译者乐了，作者哭了，读者懵了。

    职业精神，再进一步是专业精神。治学贵有专长，翻译也贵有专长。认真严肃的译者，都深知隔行如隔山。只有半瓶子醋，才偏偏喜欢夸耀自己译著跨越若干学科。这些人以越界为荣，其实是自曝其短。

    不言而喻，要求译者有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先决条件是翻译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现在的环境下，靠译书活不了，至少是活不好。没有法治的图书市场，不能保护译者的权益，也不能保护读者的权益。没有公开公平的专业批评，拙劣的翻译不仅永远不会杜绝，还可能劣币驱除良币。在这个情势下，如果效法傅雷先生，以译书为生，慢工细活，恐怕得饥寒交迫。

    话说回来，拙劣的翻译也不是全无用处。钱钟书先生说：一个人能读原文以后，再来看错误的译本，有时不失为一种消遣，还可以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一位文学史家曾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 诗人的作风。”

    拙劣的翻译还有更“积极”的作用，它能刺激不甘心上当受骗的读者下功夫学外语。真的，立志揭穿翻译界有意无意的骗子，学外语会变得很好玩儿，很有成就感。不信你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