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要“瘦身” 社会办医待扩容

    3月30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

    为此，《纲要》以调整布局结构、提升能级为主线，全面确定了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规模及布局。尤其是，对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的空间进行了明确分割，到2020年，两者的床位比将达到3.3∶1.5。

    有关专家认为，《纲要》的方向和目标都是符合国情、顺应民心的，对医疗体制面临问题的描述也非常清晰，接下来期待细则尽快出台，以保证《纲要》从纸面上走下来。

    公立医院必须控规模

    《纲要》指出，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但是医疗资源总量仍显不足、质量也不高，更为严重的是，结构和布局不合理，部分公立医院单体不合理扩张。

    对此，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傅征深有感触。他说，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下，大医院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将病人吸引过来，这导致的后果是超大规模医院的出现，以及基层医疗机构的凋落，造成分级诊疗崩坏。

    “比如成都的一家医院，床位近5000张，而郑州的一家医院更夸张，快1万张了，而且还在膨胀中。”傅征说，这种粗放的扩张可能对医院赚钱有利，但是对患者就医就未必有益了。患者从各地汇集而来，既不方便也不经济，这实际上浪费了社会资源。

    他指出，其中的弊端，医院也并非不知道，可是利益的驱动导致它必然不断地盖楼、买设备、添置床位。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也持类似观点。他说，控制公立医院的规模不但需要，而且“十二分需要”，“在过去十多年中，没有盖过大楼的公立医院很难找到。全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医院都在中国了”。    

    在他看来，这种扩张把基层医疗机构和社会办医的空间挤压完了。因此，他非常赞同给公立医院“瘦身”。

    《纲要》要求，将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其中不仅对县、市、省级举办综合性医院的数量给予了具体的限制，而且对所办医院的床位数也给出了详细的标准。《纲要》还规定，公立医院不得举债建设和购买设备。特别是，对超出规模标准的公立医院，要采取综合措施，逐步压缩床位，并选择部分单体规模过大的国家卫生计生委预算管理医院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院开展拆分试点。

    “这都是好主意。”于明德说，但主意好还不够，还得落实好。“现在医改的一些问题不是出在主意上，而是出在落实上。说限制公立医院扩张说了多少回了，它还不是一直在扩张么？”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敏锐地看到《纲要》中，除了“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人）”这项指标是“约束性”外，其他所有指标都是“指导性”的。“那么，到时候完不成怎么办呢？”他担心，公立医院是一个利益群体，怎么样才能压缩甚至拆分呢？

    社会办医或迎春天

    和严控公立医院形成对比的是，《纲要》对社会办医大力的鼓励。《纲要》要求，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空间。同时，放宽举办主体要求，放宽服务领域要求，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并且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支持社会办医院合理配备大型医用设备。

    不仅如此，《纲要》称，社会力量还可以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领域，也可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所办医疗机构等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  

    傅征表示，引社会资本入医疗领域，做大资源的蛋糕，是非常必要的。社会办医的意义不仅仅在增量上，以弥补医疗资源之不足，而且在激活存量上，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使之更有活力，从而给老百姓更为便利的就医条件。

    另一个现实是，截至2014年，全国民营医院达到1.2万个，在很多省市已占据全部医疗机构的半壁江山，可是，它的“功效”却十分有限。有些民营医院甚至沦为“广告医院”，业务范围就在“上三路”（指美容、牙科、皮肤病）和“下三路”（指性病、肝炎、不孕不育症），声名不佳。分析其中原因，固然有民营医院自身的问题，更多的却是由于体制机制不顺。

    于明德说，“包括台湾王永庆的清华长庚医院，在这里办了多少年了，还是办不成。究其原因，是无形中有诸多障碍，比如，终于办成了，又不让进医保。”

    在他看来，社会办医要想成功，真正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解放医院、解放医生”。解放医院，就要平等地看待所有的、不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让它们同场竞技，而不是拉偏架、吃小灶；解放医生，就是让好医生在各种各类医疗结构中流动起来，自由执业。

    北大医学院教授周子君则提醒说，鼓励社会办医一方面要取消限制，把各种障碍移除，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让它有“甜头”可吃。

    “政府投入有时候对成本是软约束的，但是社会资本对成本可是很敏感的，它一定会衡量投入产出比，如果市场不好，平台不好，你想它会干吗？”周子君说。

    本报北京3月3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