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实际的教改难得民心

    听闻最近北京某区出台减负新政，小学低年级每周有两个下午不上课，中午12时40分就放学。此举本来是想让孩子们更加轻松快乐，却令很多家长怨声载道、牢骚满腹，在朋友圈里纷纷吐槽。家长们的烦恼很现实，不上课的这两个下午，谁来带孩子？

    平常委托钟点工接孩子的，要重新和对方约定时间，可能还会因为时间不凑巧被迫另觅他人；即使平常有老人帮忙的也头疼，熊孩子有两个下午无事可做，隔代亲的老人根本应付不来。于是，紧随减负新政而来的，是各类托管班、兴趣班、补习班的招生宣传，当然，都是收费的。孩子倒是减掉了在校内的些许课业负担，可家长却无端每学期要多支出几千元。

    本来是为孩子减负的做法，结果成了给家长增负。

    这几年，各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发出“减负令”，最常见的一个举措就是：放学时间越来越早，在很多城市，小学生的放学时间由原来的下午5时，提前到了三四时，有的甚至是一两时。

    这一减负举措显然是在与国际接轨。在诸多教育专家、学者介绍西方素质教育的论文、著作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国外中小学作息时间的介绍，基本都是上午8时以后上学，下午两三时就放学了，基本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学生们都去参加课外体育或艺术活动。记得有一篇文章说，德国小学上午8时上课，中午12时就放学了。美国小学上学时间从8时30分到9时30分都有，放学一般也是下午2时左右，年级越低，在校时间越短。

    这样的时间安排确实科学合理，符合中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但它是建立在一套健全的制度保障之上的，而且也与其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一致。

    但这个作息时间表却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

    第一，常被拿来举例的欧美国家和日韩，大部分女性在结婚生育后就选择回归家庭做全职妈妈，不管孩子放学多早，家里都有人照看。中国城市里占多数的还是双职工家庭，大部分父亲的收入水平和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都无法让母亲们安心辞职回家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第二，欧美国家的中小学都有校车，孩子上学无需大人专程接送。

    而我国多数学校没有配备校车，绝大多数孩子上学仍要由家人接送。

    这几年，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放学时间不断提前，已经让家长叫苦连天了，并催生了两个中国城市里独有的现象：一是白发苍苍的接送大军，老人退休之后迫不得已要搬到儿女身边生活，担负起接送孙辈的重任；二是托管班遍地开花，虽然明知道这些托管班存在安全隐患，也不正规，但没有老人帮忙的家庭别无选择。

    不管是老人还是钟点工、托管班，照看孩子的方式往往都是“圈养”在室内，即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教室，我们的孩子也难以在室外的阳光下玩耍运动，这恐怕和教改的目标还是有差距的吧。

    为了解决孩子课后无人看管的问题，有些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比如北京市由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让中小学在下午放学后开展1小时文体活动。此举虽然可以延迟学生的放学时间，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部分家庭的现实困难。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大到各种教育制度架构，小到类似于上下学时间这样的教学细节，都必须符合本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如果脱离本国实际盲目效仿他人，不仅违背教育规律，阻碍教育发展，而且也很难被老百姓认可，遑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我们有一些教育改革，实施前并未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周密论证，而是由一些专家、官员闭门造车，以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为样板设计出改革方案，有些改革措施理论上可行、也有针对性，却不接中国的地气，实施下来就成了南橘北枳，最后不了了之。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改，虽然是出于一片好心，有时却不得民心。

    其实，目前为减轻学生负担推行的种种教改新政，给家长带来的接送不便、无人看管等影响都不算严重，真正深刻的影响在于：学生在学校的课业负担的确减轻了，但竞争压力尚在，于是，学生课外的时间就被各类辅导班、特长班填充了，校内校外都在学习，学生的负担实际上不降反增，比减负之前更累了；课外辅导班和特长培训都是以父母的经济投入为基础的，于是，孩子在课内的学业表现不仅和自身的智商、努力程度有关，而且和家庭经济文化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如今，家庭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所带来的受教育机会和结果不均衡的问题已经显现。

    而这，无论对个体、家庭乃至整个国家，都非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