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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剑是国家体育总局正司级干部，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离开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为其安排工作，二是选择在中国足协任职（暂时失去正司级干部身份），其档案由国家体育总局封存。”国家体育总局相关工作人员在解读《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时告诉记者，“总局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在体制改革层面‘破冰’，试验点就是足管中心，足管中心以前是行政化的代表，现在改革只留中国足协，不要足管中心，这是响应政府部门转变职能的切实做法。”
今天中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正式公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以下简称《调整方案》），其中“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理顺中国足协与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改革完善中国足协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中国足协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和“明确中国足协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有关权限”等几项关键表述，被外界视为“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足管中心”年内摘牌
“改革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指望中国足协明天就和体育总局撇清关系完全不现实。以今天这次会议为例，在‘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的描述中，‘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里面有一句话，‘实现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由事业单位向社团常设办事机构（中国足协秘书处）的转变，转变完成后，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并核销相关事业编制’，其中‘适时’两个字是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才确定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最初“脱钩”方案中有“明年撤销足管中心”的表述，但相关专家经过摸底和调研后，认为“撤销足管中心”的时间点很难确定在今年年底，“可以肯定的是，明年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不在中央行政预算范围内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真正摘牌，也许很快，也许要等到年底，这要看接下来大家执行‘脱钩’方案的力度。”
以今年2月国务院正式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依据，今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以及总局党组全部成员、17家参与足球改革部委相关人士、足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和各地足球系统的代表，参加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刘鹏在会上明确提出，“中国足协将与体育总局脱钩，中国足协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尽管此前足管中心工作人员并未见到《调整方案》全文，但大家对“保留中国足协，足管中心撤编”的说法并不陌生，而足球管理领域“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长期共存时代的结束，亦代表被球迷期待已久的“管办分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顽疾等来对症药方
“管办分离”始于2004年，黑哨周伟新的明显错判逼迫北京国安罢赛，7家中超俱乐部由此发起“G7”倡议，要求足管中心“将联赛还给投资人”，但中国足协的“怀柔政策”，最终让俱乐部忍气吞声，中超公司于次年成立，开始承担部分联赛运营功能。中国足球界第一次认真考虑“管办分离”的可能性以及操作性，是在2011年，结果又一次无疾而终——2010年在中国足坛反腐扫黑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韦迪上任之初志向远大，他希望在自己任期内完成“管办分离”方案，力促联赛健康发展，扭转国家队外战的糟糕形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韦迪多次在足管中心内部推行“管办分离”观念，2012年，韦迪甚至因“管办分离”进程极为缓慢，在足管中心内部会议上发了火。后据与会人员向记者透露，彼时“管办分离”无法推行的主要障碍，在于人事制度而非工作人员的态度，而“中超公司”全面接管联赛，已经可以算是“管办分离”的巨大成果。
“以后只有中国足协，没有足管中心，足协也要和总局‘脱钩’，这是改革的大势所趋。”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对于‘脱钩’所涉及的职能划分、人事、财务、资产、外事等方面措施与政策，包括中国足协的五大自主权，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论证，并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反复讨论，确保了《调整方案》的出台”——按照刘鹏局长的说法，国家体育总局希望将《调整方案》作为试验田，以此推动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进程。
上世纪90年代末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中国逐渐形成体育总局项目管理中心与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共存”的特有体制，这一体制也随之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央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时明确指出，“总局政、社、事、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形成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权和行业垄断权，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大政府、小社会’现象突出”，而这正是管理中心与协会共存的最大弊病。
目前，由体育总局主管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有72个，其中奥运项目协会33个，总局以运作结构最为复杂、牵扯范围最为庞大的中国足球作为改革试验田，其难度不言而喻。
谁来打造“中国好足协”
更何况，这次中国足球是在国家队屡战屡败、自2002年后再也未能出现在世界杯舞台的背景下，再次成为改革试验田，其意义与1992年“红山口会议”大不相同——1992年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原八一足球队驻地）召开工作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由专业体制向职业（半职业）体制转变”的改革方针，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足协在1994年推出甲级A组职业联赛，以俱乐部为主体的参赛形式彻底取代了以省市体工队为主体参赛的全国足球联赛，找到冠名赞助商的甲A联赛自此成为中国体育范畴内第一大职业联赛，尽管20年过去，中国足球在职业化道路中细节部分仍有极大欠缺，例如“服务意识”与成熟足球联赛相比差距巨大，但其“第一联赛”位置毋庸置疑，因此，“红山口会议”对于中国足球的推动效果，可以视为中国体育改革成功之作。
然而，“红山口会议”的前提，是当时中国足球界上下对于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从官员到教练再到队员对于“职业联赛”并不排斥，第一年联赛结束，教练、球员年收入数倍翻番的丰收景象，更奠定了“职业俱乐部”发展的基础——从这一角度分析，今天下午助推“管办分离”的“脱钩”动员会，其实质意义并非体育界主动所为，而是在国务院高压态势之下给出改革方案，因此有中国足协工作人员（非国家体育总局事业编制身份）表态“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在国家体育总局层面，“足管中心”撤编是推动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与项目协会剥离的标志性事件（奥运争光项目不在此列，足球属试点特例），但在不少球迷看来，“足管中心”撤编并不能满足他们对中国足球的期盼。在一家专业足球网站的讨论区，球迷讨论的焦点是“中国足协谁来当家做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应当由足球专业人士担当此任”，“原来的足管中心领导现在一下子都变成中国足协领导了，没过几年这些领导可能又要跳槽，这是体育总局改革，不像是中国足球改革，我很难相信同样一批人离开体育总局就能管好足球”，网友小歌的评论得到大批“点赞”——事实上，大多数球迷并不在意“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抑或是“中国足协”来管理中国足球，他们只关心“谁能管好中国足球”。
“按照时间表，今年年底中国足协要召开代表大会，大会的一项议题就是改选足协的领导机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当然愿意参加选举（竞选中国足协主席）。”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说，“不过，即使是参加竞选，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被选上，但中国足球已经迈出了改革路上实质性的一步，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为中国足球更好的发展做些实事。”
本报北京8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郭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