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购物狂欢也要让农民赚钱

    11月11日晚，甘肃省陇南市成县长沟村大学生村官张璇整夜未眠。她在村里开了代销服务点，帮农民销售老树核桃、土鸡等特产。“双11”当天，她的微信接到81单，淘宝店接到10单，销售额合计30917.5元。

    这是今年“双11”农村电商迸发活力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今年是农村淘宝首次参与“双11”，已经落地的8000多个村点全部发生交易。京东宣布覆盖农村市场的“京东帮”达1200多个，乡村推广员超过12万名。

    一根网线，正在连接中国乡村和全世界。前不久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网络强国战略，同时要求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及安全基础设施投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

    11月9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7项政策措施支持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人才等各类资本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国务院扶贫办还将电商扶贫工程列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

    “一个‘双11’远远不够，农村电商的活动应该常态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村电商正在改变整个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是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通过一个人带动整个村

    如今，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求学或打工，他们的消费方式和观念越来越向城市靠拢。北京市门头沟区永定镇王村大学生村官王乾旭，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名为“小村官UV”的服务站，“很多年轻村民来买东西时，会要求刷卡，或用支付宝、微信支付”。

    “赶街网”创始人潘东明也深深感受到这种变化。2010年，他辞职回到家乡浙江省遂昌县，免费教乡亲们开网店。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只有5万人口的小县城，如今开了1500多家网店，有6000多人从事网店经营，“遂昌模式”被称为中国首个以服务平台为驱动的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

    近两年，一些外出务工者人到中年，回归乡村，同时带回了大量资源、资金和技术；在“双创”氛围下，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也来到农村，他们文化水平高，利用先进的技术再造农村。

    “这两种人的回归，使得农村的活力、消费能力都有了明显的上升。”潘东明说，互联网消费的观念在农村慢慢被接受了，“他们的到来也使我们的创业策略能更好地实施：通过实体的村服务点，只要村里有一人先掌握互联网技能，能用标准电商的服务流程为身边人服务，就可以通过这一个人将全村带入互联网经济。”

    农村消费的一个独特的增长点是生产消费。潘东明表示，除了和城里人一样买衣服、食品等生活消费，农民还要买器材、化肥、种子等，电商的发展将带来农村消费经济的新亮点。他预计，在政策利好和市场双向作用下，大部分乡村“肯定会在近些年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

    “电商购物仅仅是最表层的改变。一些农村的闭塞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哪怕是在一些发达地区，也有农民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潘东明意识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农村失联”的问题，而农村电商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互联网+农村”，重新连接农村和城市，“通过消费，帮助农民了解世界、发展自己。”

    除了挣钱、方便生活，张璇也发现电商带来最深刻的变化是农民思想的改变，长沟村这个深山小村只有158人，但村里的微信群里有90多人，“除了代购代销，平时有个什么事儿，谁家需要帮忙，大家已经习惯了在微信上联系”。

    让农民赚钱，电商才能持续

    “嗷嗷待哺的感觉。”作为中组部、团中央选派的第十五批博士服务团成员，陈秋霖在内蒙古扎兰屯市挂职副市长，他如此形容地方政府对电商渠道的渴求。在扎兰屯青年创业孵化园里，50%的青年创业项目和电商相关，而电商要发展起来，“必须对接大平台”。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正在起变化。陈秋霖曾参加阿里巴巴的一个电商峰会，底下坐着全国各地赶来的400多个县的领导，大家聚精会神地听阿里巴巴的专家在上面讲，“以前，肯定是政府在上面讲。现在调个儿了，要主动和企业对接”。

    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吴敏芝介绍，在推进村淘时，“很多政府力量加入进来，我们几乎进入每一个县，都是由县委书记专门抓这件事情”。

    潘东明坦言，企业和农民建立信任是个大难题，“如果没有政府帮助，我们没办法做”。农民的观念和城里人有很大不同，“没有政府的意见，村民很难相信电商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只要县长、镇长说好，或者在会议上提及，整个村子的热情就很容易被点燃”。所以“赶街网”现在在30多个县落地，谈及合作的一条重要要求是——必须得到政府的公开认可和支持。

    在陈秋霖看来，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农村电商，政府前期一定要引导甚至主导。农村电商发展缺网络、缺物流、缺氛围，但最缺的是人才，“有些地方，不仅‘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都东南飞”。比如网络运营岗位要求有较高的创意、资源对接和分析能力，往往“一人难求”。

    “高素质农村青年需要尽快回流。”当了两年大学生村官，王乾旭发现，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并不低，但在这个离北京城区并不远的村庄，不少农民跟潮流买了电脑和智能手机，却连最基本的“下载”都不会。

    她调研过开一个网店的成本，“如果美编、运维、售后都要雇人来做，那么搭建店面的成本就要花上几万元。还没挣钱就先‘赔钱’，农民怎么能接受？”

    “农村电商归根结底要让农民受益，让当地产业出实效。”陈秋霖说，淘宝、京东等大平台主要做的是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更需要政府推动，“农产品千万不能靠低价位，因为不可持续。农民不挣钱，就不可能维持再生产。要真正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让老百姓愿意去做绿色的产品。”

    电商的甜头不只是物资丰富

    长沟村的农民已经尝到了电商的甜头。

    一开始，张璇只是零散、随机地帮助村民代销，“村民拿来什么我就想办法帮他们卖”。现在，她更加有计划了，“村里也有了产业化经营的样子”。有几户人家饲养土鸡，规模已达上万只；过去村里只有一位老人养蜂，现在已经有4户专职养蜂。村民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两年前，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在2000～3000元，现在人均收入在5500元以上”。

    在农村淘宝的8000个村点，农民得到实惠的同时，村淘合伙人的收入也很可观。吴敏芝介绍，“村淘合伙人的平均月收入已经达到1500元以上，有一部分人一个月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

    “各地政府都在抓机遇。”1年来，陈秋霖到江苏睢宁、浙江遂昌、甘肃陇南、黑龙江明水、湖北罗田等多地“取经”，他发现，各地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不尽相同。陈秋霖介绍，扎兰屯市正在探索把电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比如在社区试点电商时增加乡村图书馆、幼儿娱乐等建设，前期由政府引导，后期政府逐渐退出，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电商加进服务功能，就是更加综合的一个抓手”。

    农村电商带来更重要的改变是农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越来越多公益的东西、人性善良的东西被唤醒”。吴敏芝说，今天的村淘点，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帮助农民代购的点了，有些区域划成了儿童阅读中心，有些是留守儿童跟外面打工的父母免费视频的地方，还有些区域把门口的广场清理出来，让村里的大妈们晚上跳广场舞。

    吴敏芝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村淘合伙人，驱车100多公里给深山里的一个小女孩送一个书包，“这个成本，绝对不是他卖一个书包能够收回来的”，当小女孩说“叔叔，你进来喝一碗热水吧”，这位合伙人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