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工头”35年的还债之路

    “大半辈子的心结终于解开了！”喻克伦左手按着饭桌的一角，右手在半空中比划了几下，嘴角和眉毛同时上扬，咧嘴一笑，两眼放光，兴奋地重复着这句话。这种表情，今年才开始慢慢出现在喻克伦脸上。新年伊始，他用了不到6天的时间，还清了长达35年的债务。

    每当说起这件事，这个1949年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营山村的汉子就咧开嘴，哈哈大笑。喻克伦在家排行老八，从小就不爱伺候庄稼，喜欢出去“闯江湖”。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幕。去“见世面”成了喻克伦外出闯荡的主要动力，一床棉被、一个铁碗、一双筷子则是他“闯江湖”的全部“武器”。

    “我没别的，越是穷，我就越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到底是怎么样挣钱的。”同村人口中的“喻八”更愿意把自己比作那个年代的“弄潮儿”，因为自己算是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

    喻克伦在这一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小分队，20多人不是喻克伦的表哥、表弟，就是叔叔、大伯，全都沾亲带故。  

    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的丹巴县修公路，前后一年的工期，全部人员工资加起来有6000多元，全是5元、10元的面额。喻克伦瞪大了双眼，这是他30岁前见过最多的钱。

    为了把钱安全带回家。喻克伦将洗脸的毛巾裁成一块块小方巾，将6000多元钱分成10份，包裹在小方巾内，再用针线缝在自己的毛线背心上，最后穿上一件军大衣。喻克伦清楚记得回家路上自己的双手一直紧紧抱在胸前，那感觉就像自己穿了一件防弹背心。

    每人可以分到两三百元，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 这次“甜头”，让喻克伦在村里着实风光了一把。想跟他干的人，一下猛增到100多人。喻克伦干活特别卖力，不喜欢斤斤计较的做事风格，得到了大包工头黄汉全的认可，并表示以后会对他“多多关照”。

    没过多久，黄汉全邀请喻克伦去贵州修公路挣钱，喻克伦名义上是包工头，其实和其他工友一样都是打工的。“最多算是一个召集人。”喻克伦说。

    1980年至1984年，喻克伦的队伍跟着黄汉全总共做了4个工程，这4个工程没有拿到一分钱，建筑队伍也从最开始的100多人锐减到30多人、10多人，最后只剩下喻克伦自己。

    这让喻克伦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失败感，那些都是自己的亲戚啊！”。喻克伦多次找黄汉全讨要工友的工钱，4个工程工钱加在一起差不多3万多元，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

    “我和所有的工友一样，都是干活挣工资，并没有参与到工程的管理。”喻克伦说，“拿不到钱，真的很无奈。”

    事实上，喻克伦除了无奈之外，内心还是承担着较重的包袱，“工友都是因为相信我，才一起出来挣钱的，我有责任帮大家要回这笔钱。”

    “最艰难时我们一家只有一捆莴笋过年，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把手表和女儿的毛衣棉袄都拿来换食物了。”独自坚守的喻克伦度过最潦倒的一段时光。那几年，因为没有钱，喻克伦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这也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家住乐山市井研县周坡镇石马村6组的龙德康是当年喻克伦建筑队的成员，和喻克伦关系比较好。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村里修起了平房，当时能修起平房的人不多。其他工友还发起了持续几天的要将龙德康新平房推倒的行动。

    大家的理由很简单，喻克伦吞了大家的钱，而龙德康也有份。“当时我在村里名声算是臭了。”喻克伦说，“我亲表叔当着我二哥的面说我一口能把一根竹竿吃完。”（注：比喻心黑）

    喻克伦“好像被猛抽了一耳光”，“我没有黑过大家一分钱，我一定帮大家要回工钱，洗刷污名。”

    独自留在贵州坚守的喻克伦，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偿还这笔钱。他自己单独接了几个工程。“本来指望这几个工程赚点钱，但好几个工程款都成了死账。”

    “这笔钱如果算不清楚，那我真的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喻克伦说，当年一起出来打拼的兄弟，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如今都已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

    翻看当年一起在工地的合影，工友已经有10多人去世，这让今年67岁的喻克伦越来越感到不安。“如果哪天我也走了，这真的就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账了。”

    2月3日，喻克伦拨通了龙德康的电话，“你帮着联系一下当年的工友，我要回来把账了了。”龙德康没敢给人提这个事。他不相信，35年前的旧账说还就能还了。直到2月12日上午，喻克伦抱着现金出现在老家，龙德康才相信喻克伦。

    35年前，大家都没有什么文化，法制观念也不强，更别提能有个啥凭证。“我们一起回忆，能多回忆起来一个是一个。”他侧着头，认真地在脑海搜索着当年的情景，“时间太长了，记忆有些模糊，尽力回忆，争取一个都不能少。”

    兑现了100多名工友的工资，喻克伦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结打开了，此生无憾了。”喻克伦嘿嘿笑着说，“这次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落叶归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