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着活着

    □有一群川剧流浪艺人，从一个“拆”字旁搬到另一个“拆”字旁。舞台上，他们是公子小姐、帝王将相，可用卫生纸蘸着色拉油卸完妆，真正属于他们的，只有每天50元的工资和用编织袋隔开的一张木板床。

    □有演员说：“当假皇上能有什么感觉？现实中让我当个科长就行了！”还有人说：“我要当个贪官！拨钱支持川戏！”

    □记录下这群人的导演说，这些艺人是“唱着活着”，而不是“活着唱着”，因为 “他们不是生命不息唱戏不止，而是要靠唱戏才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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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一亮，锣鼓一响，头戴官帽、身穿蟒袍的元帅一声令下：“带2000人马！”

    4个小兵顿时冲了出来，鼓点急促，4人挥着红旗，迈着碎步，互相避让着在不足20平方米的水泥戏台上追逐，两圈之后，安史之乱平叛结束。

    小兵赵丽下穿花裤，脚蹬绣鞋，擎旗在台边站定。这是她今天扮演的第3个角色，不到1小时前，她是富家小姐，不到半小时前，她是拦路抢劫的凶徒。

    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家民间川剧团的团长。过去12年里，这个好不容易从乡村“杀”到成都市区边缘的草台班子，被推土机，被一个个的“拆”字，追着跑。有人称他们是“会唱川剧的吉普赛人”。 

    每天下午的两个半小时演出里，这一打平均年龄接近半百的演员可以变成公子小姐、帝王将相。

    灯光熄灭，观众散场，用卫生纸蘸着色拉油抹去脸上的油彩，一切又显出本来的底色。皇帝脱下龙袍，变成不到一米六的光膀子老头儿；将军卸下盔甲，原来是牙口不好的七旬老太太。真正属于他们的，只有每天50元的工资和舞台周围用编织袋隔开的一张木板床。

    365天，每天的戏都不一样

    没有演出的时候，很容易从赵丽的“龙泉川剧团”门口错过。剧团的塑料招牌发黑发烂，乍一看像废弃的仓库。墙根生着杂草，舞台下长出了蘑菇。透明胶粘了腿儿的竹桌竹椅铺上红布，就成了富贵人家的厅堂、审案的大堂、甚至皇帝的朝堂。

    台下60几张竹椅总是半空着。 白头发、没头发的老观众散落着倚在其间，椅背上挂着拐棍。他们抽着烟，咳嗽着，自顾自地往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吐着痰。

    旦角儿登台，穿布鞋的、戴解放帽的、穿松垮西装的老观众接二连三地起身，拿捧假花蹭到台前，和小费一起扔到角儿脚下。赏钱越多，掌声越大，掌声持续时间也颇长，因为腿脚不利索的老人要好一会儿才走到台前。

    不演主角时，做“人肉背景”的赵丽偷瞄着地上的小费，盘算着数钱。有时候干脆暗数了观众人头，下台数钱对账。

    演完戏，赵丽的丈夫严老五放下鼓锤和弓弦，开始在观众席后的灶台边准备晚饭。赵丽和团员围在桌边，边掐豆角边为明天的戏做准备。

    “天天演不一样的都没人看，别说一样的了。”赵丽说，观众天天不变，只能换演出内容。他们的戏365天不重样，同一部戏每次演出也不一样，曲牌固定，演员的台词、唱词都是上台发挥，唱了上句想下句，还要押上13个半韵脚。每天晚上，躺在各自砖头垫起的木板床上，演员都在脑子里构思台词，“不能让唐朝人说汉朝的话嘛。”

    赵丽床脚的砖墙上挂了台液晶电视，她爱看法制节目，然后把看到的故事写进戏里。婚外情引发情杀，就变成了奸夫淫妇通奸杀人，官府断案的故事。

    十几年来，十几个硬壳本被写满，又被翻得折了页、脱了脊。头顶绳子上晾着内裤，赵丽掀开一个褪色的旅行箱。里面满满堆着她手抄和复印的台本，另一只箱子装着成套的川剧书。漂泊了十几年，这些台本一本不少。

    饭菜上桌，团员各自拿着碗筷聚拢来，或坐或站抢着吃，几碟子菜马上只剩菜汤。赵丽就在桌边与明天合作的演员对戏，顺嘴唱着，手在桌上打拍子，还时常站起来扭几个动作做示范。

    赵丽脸上的每一寸肌肉都会动，说起演坏人，鼻翼和下眼皮立即均匀地颤动起来，眼珠滴溜溜转得飞快。当年学艺时，戏班师傅拿柱香在面前转圈挥，徒弟的眼珠跟着火头转，每天练到眼睛酸疼才休息。

    练腿功像坐“老虎凳”，一条腿绑在柱子上，另一条捆上扁担，把扁担竖起，腿也劈成了竖着的“一字马”，什么时候脚尖踢到眉心，什么时候算练成。

    5月15日这天台上最有范儿的是一个武生。头顶戴珠钢盔，背插四面靠旗，手按腰间长剑，眉毛上挑，腰背挺直，言语间手臂大开大合。最终挥剑自刎，直立不倒。

    卸了妆，才发现演员是个74岁的老妇人。

    这个台上威风凛凛的武生只有在台下的饭桌上，才能流露出她咬不动菜的老态。

    高老妈从小爱唱男角儿，“我个子高，扮得像！”家里不让唱，她就自己看着学。丈夫去世早，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一个老人。在砖厂搬砖推车，在拉丝厂做螺丝钉。她总是把几天的工提前做完，然后跑出去唱戏。直到孩子大了，自己退了休，终于可以登台唱戏了。

    高老妈直直盯着记者手机里的演出照片，说“以前我从没看过自己唱戏的样子”。

    42岁的赵丽也保留着小女生般的憧憬，她把本子按在满是油污的桌上，刷刷几下勾出了童年最爱的美女图，杨柳腰肢配戏服水袖，头上是双环髻，耳边坠着珠翠。

    “我小时候把地瓜藤挂在耳朵上跟着学。”赵丽头一歪调皮地说。她小学三年级就退学进了戏班子，随团到处演出，直到2004年组建了现在的剧团。

    每天最不开心的时刻，就是数钱

    赵丽每天最开心的时间是台上的两个半小时，“本来想上厕所，一上台都能忘了。”每天最不开心的时刻是数钱，点着皱巴巴的票子，赵丽叹口气：“今天又亏了。”

    作为团长，她要负担每月3000元的租金，每人每天50元的薪水，人均每天5元的伙食，以及剧场的水电费。她和丈夫严老五不拿工资，收入来源是12元钱一张的门票，和1元一杯、无限畅饮的茶水。

    等待上台的间隙，两个武生沉着脸，坐在一塑料桶“宝剑”旁边抽烟。身后的麻绳上挂了一排假胡子，在戏里，王爷的胡子“黑长直”，老翁的中长灰白，武将的蓬松，奸臣的两边密中间稀。

    一个武生的梦想是“拥有一把逼真的胡子”，可牦牛尾的胡子少说也要上百元，他让小外孙女留头发，“给外公做胡子”。

    赵丽尝试了用各种方法给“一年少一排观众”的剧团找钱。背着包走街串巷发传单，往梅毒广告上贴海报；趴在耳边央求前来听戏的老人，“今天加演天女散花的时候，你献10元钱的花钱嘛”；找文化站商量，可不可以晚上把场地租借给歌舞团，又担心歌舞表演涉黄，连累剧团。

    她们从一个“拆”字搬到另一个“拆”字旁边。在石板滩时，旦角在台上表演甩袖，工人手里的铁棍正一下下敲击旁边建筑的砖墙，扬起的灰尘飘进剧院，和老观众吐出的烟圈、茶水腾起的热气混在一起。

    每搬到一个新地方，头几天会有七八十人来看，“图个新鲜”，之后因为拆迁修路、交通不便等各种原因，就只剩下三四十个固定的老观众。流动的戏班子被称为“火把剧团”，曾经在成都最为兴盛，现在只剩下一二十个还在勉强支撑。

    有一次，赵丽刚挂出写着剧目的小黑板，就破天荒地有个年轻人探头探脑走了进来，眯眼冲她乐，问能不能“耍妹妹”。赵丽一边切猪肺一边向丈夫抱怨，打着领带做饭的严老五乐了：“你挂的是《一代名妓》嘛！”

    剧团最忠实的观众是一个心智不全的中年人，每天在剧团扫地、给观众添茶水，赵丽管他两顿饭，再给1块钱。

    赚钱最快的时候是庙会，每人每天能有几百元的收入。有时候，赵丽也会制造赚钱的机会，比如“隆重推出大型神话剧《观音得道》开光点像仪式”。

    演到高潮处，一个演员拎起公鸡，一刀割破了脖子，揪着鸡头在符上淋，鸡血鸡毛洒了一地。做完法事，赵丽抓起“开过光”的“宝符”，“这个5元一张，好像只有45张。”　　

    观众挤到台前纷纷掏钱，然后拿着香在地上边唱边走，“香火钱”堆了一桌子。

    更多的时候，赵丽跟丈夫严老五抱怨不想干了，要“散伙”，严老五鼓励她要坚持。严老五从来不知道发愁，他做了剧团里绝大多数工作，乐队，厨师，电工和赵丽的出气筒。

    “我不在乎钱，不然我早就去变脸了！”常年穿着西装、衬衫上别支笔的严老五一甩头说。

    不在餐厅变脸是严老五的底线，他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最不济也是个“搞音乐的”，“伴餐看变脸是贬低我们的绝活！” 

    上个月，赵丽问他，唱庙会的钱到哪里去了时，老五突然爆发了：“每天卖多少票！演员工资多少！房租水电多少！少给老子算账！老子不管了！”把一百多元零钱甩在床上，扭头走了。

    “当假皇上能有什么感觉？现实中让我当个科长就行了！”

    赵丽在工厂拣过酒瓶，严老五开过小饭馆，摆过烧烤摊，总是“不得劲儿”，兜兜转转又唱上了戏。

    有一回，亲戚介绍严老五去外地打工，临走之前，严老五唱了一出关于离别的戏。“想着要告别这个行当，当时眼泪都要下来了。”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戏班子，对于别的活儿，他“就是不喜欢”。 

    严老五和团里的男主角严老二是亲兄弟。上世纪初，他们的祖父严泰洪创立了“泰洪班”，是当时成都最有名的川剧团，5岁投师泰洪班的周企何，后来成了我国著名川剧演员。

    “文革”期间，泰洪班解散。古典戏刚一开放，打渔多年的父亲就买了一套锣鼓，教严家五兄妹学戏，此后举家开始了流浪艺人生涯。

    严老二记得，那时靠唱戏就能吃饭。父亲带他们在饭馆赊饭吃，到了晚上，敲起锣鼓，站在山坡上就看见十里八村的人举着火把来了，看戏的队伍“像部队一样”。

    有钱人拿着最流行的“大三阳”录音机录他们唱戏，每天的收入付了饭钱、房钱，每个孩子还能吃上一串臭豆腐。

    后来，川剧日渐衰落，严氏兄弟开始演哑剧、跳迪斯科，严老二赊了套音响，凑人伴舞，唱《星星点灯》，结果观众在台下喊“滚下去！”

    三天的收入才够买一斤猪肉时，他决定转行。做过古董生意，第一单就被骗；打算生豆芽来卖，结果豆芽烂在缸里，招来满墙的虫子；他电工、钳工、焊工一概不会，装车太瘦、搬石头烂手。

    一天下午，严老二刚在台上演完元帅，脱掉戏服和厚底鞋，台上自带光环的男主角变回了头发斑白的矮个子大叔。他坐在自己的木板床前，光着膀子吹着电扇，一边搓泥一边对记者讲起往事。

    舞台另一侧，与观众席一墙之隔，并排支着演员的铺位，隔开各家的，是各色布帘和不到1毫米厚的编织袋，没有一把锁、“隔布有耳”的戏班从来没有私房话可言。

    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彼此以兄弟姐妹相称，赵丽和严老五吵架时，全团的人上来劝。但他们从不和自己人玩牌，每到晚上8点，演员就“各耍各的”了。

    有人窝在帐子里用没有牌子的平板播放器看电视剧，最受欢迎的是抗战片，有人爱看《欢乐颂》，旁边的人不屑地笑笑：“讲的都是有钱人，我不爱看。”

    他们很少聊戏以外的东西，常演官员的老人晚饭喝了几杯酒，面色微红地对记者说：“我不爱跟别人摆自己家这些事，说了也没得用。我们这个行当是最低贱的，最底层的。”

    他说唱戏是为了糊口，这样可以把每月300元的低保存起来，将来唱不动了拿来养老。至于生活苦不苦，他往椅背上一靠，顿了顿：“不必说。”

    在可控的范围内，他们尽量争取圆满的结局。这天吃完饭说戏时，大家讨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给戏里的反派定死罪。最终胜出的是“没有杀人，不至于死罪，罚去做劳役。”

    有人爱演皇帝，“好的很，都跪着喊‘万岁驾到’！”另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笑起来：“当假皇上能有什么感觉？现实中让我当个科长就行了！”

    把川剧“好好地藏在心里”，但是“不会当成职业了”

    这个戏班子里，唯一转型成功的是丹丹。这个曾经最红的角儿，在18岁生日之后第5天，带着母亲给她的100元钱，离开了剧团。而今，这个刚满20岁的女孩儿已经自己贷款买了车和房。

    她和几个年轻人一起搞演出，唱流行歌曲和民歌，照着网上的视频学跳舞。在写着大大“奠”字的黑白背景前，穿着亮片短裙和白色长筒靴的丹丹扭动腰肢，挥舞胳膊和台下互动：“亲爱的朋友们，会唱的和我一起唱好吗！”

    丹丹出生在川剧团里，从小学会了用爽身粉和油彩化戏妆、从桌子往地上翻跟头，冬天的晚上穿着短袖和棉拖鞋，在舞台上练功。

    一碗药面上亮着蓝色的火焰，这个总是带伤的女孩儿把手快速地伸进去，蘸上药在淤青处上涂，“这就是为了艺术献身。”

    从十一二岁起，早熟的丹丹就决定了，不要走父母的老路。“剧团发不出工资，借了别人的钱，几万块要还好多好多年。”

    剧团里的人也为她操心，劝丹丹妈让她练练主持和肚皮舞，“今后如果我们这个川剧不行了，你要让她在其他方面，比如跑乐队，赚高价钱。”

    如今，这个曾经挤木板床的女孩儿学会了跳肚皮舞，她花十几万元，把自己8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得时尚，白色的电视柜上，摆着她穿戏服的大照片。

    她更喜欢自己过去唱戏的样子，因为“看着年轻”，现在的自己“成熟得有点吓人”。她染着黄发，画着浓重的眼线，拍过性感的写真照片。喜欢的歌也从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变成了宋冬野的《斑马斑马》。

    这个以前走路“一冲一冲”的女孩儿，如今会满脸疲惫地坐在出租车后座上。她曾非常想去读川剧学校，有老师看中她，可以学费全免，毕业后去省川剧团工作。但为了供妹妹读书，放弃了。

    今年9月，她又有一次参加川剧比赛的机会，丹丹犹豫着说不想去参加了，因为离开剧团两年，“没有把握能够唱好了。”

    在川剧戏台上，她爱唱苦情戏，时常唱着唱着想到自己，她在台上哭，老观众忘了喝茶，跟着她哭出声来。有时下了台，泪水仍然止不住，只好一直哭，哭到情绪过了自己停下来。

    现在，她时常饿着肚子站上舞台，给吃着婚宴和寿宴宴席的人歌舞助兴。但她坚决不肯单独唱川剧。“如果有个剧团，让我一起演可以，但是图新鲜让我一个人唱一段，我绝不这么干。”

    在她看来，唱歌是工作，而川剧是值得尊重的艺术。她平静地说，自己会把川剧这个行业和曾经在戏台上得到的荣耀“好好地藏在心里”，但是“不会当成职业了”。

    为什么是“唱着活着”，而不是“活着唱着”

    每个周末，演员的孩子从学校回到剧团团聚。除了不情愿地跑龙套，赵丽上小学的儿子对舞台毫不感兴趣，他捧着手机，歪在各种地方玩游戏。这个10岁男孩的理想是去美国开公司，先开小面馆，赚了钱再开大公司，因为“美国的1块钱可以换10块。”

    赵丽的理想卑微得多，她想要一块结实到能翻跟头的舞台，上面有带桃花的背景。舞台最好能移动，可以带着下乡演出。小一点没关系，“侧点身就行了”。

    现在的舞台下堆着杂物，一把陈年竹梯已经长出了蘑菇。灯时好时坏，有时电突然断掉，演员跑去修电闸，观众也不以为意。

    但现实是，即便是现在这块塑料顶棚露了洞的舞台恐怕也难以保住了。主管部门答应赵丽，只要搬到合法的场地，就提供支持。但数万元的装修款至今没有着落，这个平日里泼辣爽利的女人也曾躲在旱厕里偷偷流泪，在朋友圈里流露一丝无助：“又是一个不眠夜……静下心来想想有些事该不该坚持……若坚持能得到什么？？？？？？若不坚持又将何去何从……”

    她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孩子回来时，她就安排“大场面”的戏，三个孩子披上白布从旁边爬出来，严老五“咩咩”地配着音效，就是羊群。脱掉“羊皮”，又立马成了小兵。但一拿到观众的5元赏钱，跑龙套的孩子就开始全身摸索着找口袋塞。

    “年轻人不愿意学，川剧难度大，学出来也没用。”剧团的演员平静地说，唱戏的父母，没一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做这一行，即便是从小唱戏的丹丹。

    在一些电视剧里跑过龙套以后，丹丹断了明星梦。而她唱戏的老爹还在期待，将来女儿红了，给爱钓鱼的自己承包个鱼塘。

    对于生活，这个女孩儿没有太多的期待。几年前的一次车祸让她受了伤，她不能再下腰翻跟头了。她曾有过很多梦想，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再赚几年钱，能开个小店，结婚在家带孩子。

    早在几年前，剧团的演员就语重心长地开解她：“活在这世上，从妈肚子里生出来，就是来受罪的，不是喊你来享好多福的。活一天算一天，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我们也老了啊。”一个女演员盘腿坐在床上化妆，把假刘海夹在额头两侧，遮住有点秃的鬓角。但当锣鼓响起，前一分钟还在后台折衣服的她三两步冲上舞台，开始嬉笑怒骂。

    “在现实舞台上，他们是非常边缘、困苦的人，但是一旦进入戏剧舞台，他们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纪录片导演赵刚说。

    这群艺人曾作为主角，出现在赵刚的镜头前，又随纪录片《唱着活着》出现在国外纪录片节的大屏幕上。但面对赵刚的提问，“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你还愿意唱戏吗？”剧团里几乎人人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不唱了”。

    这也正是片子取名为《唱着活着》而不是《活着唱着》的原因，“他们不是生命不息唱戏不止，而是要靠唱戏才能活着。”

    另一个纪录片制片人则被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打动。去剧团待了几天以后，她感慨道：“他们不是用脑子生活，而是用本能生活。”城市人总在为明天计划、忧虑，这些真正的无产者却没有不安全感，倔强而坚强地活着。

    她不想去戏里，而想去未来，“我要当个贪官！拨钱支持川戏！”

    同样依赖舞台的，还有平均年龄逐年上升的观众。有的老人上午聚在台下，围着写着简谱的板子练习拉二胡。也有的晚饭后来到这里，凑上一桌打一毛钱一把的长牌。

    演戏的时候，有的老人主动在门口帮忙卖票，有的干脆拉二胡参加伴奏，严老五笑道：“根本不在调上，相当于捣乱。”有时候老观众会买点蔬菜熟食过来，还有的干脆给主管部门打电话，请求“关心关心老百姓的文化生活，给找找场地”。

    导演赵刚认为，尽管缺乏文化自觉，这群传统艺人的生活本身，已经活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在四处透风，苍蝇转着圈飞的屋子里，他们谈起自己的梦想。

    有的演员想“每天耍”，等供完孩子读书，自己就靠社保过日子，每天打打牌，办个“夕阳红剧团”随便唱唱，票钱够买菜就行。

    有的想中好几个亿，然后买个比现在大几倍的舞台，“不用租金，不收门票，就这么一直唱！”

    有的希望能有几天“什么都不想，只钓鱼”，但三天不唱怕无聊，两天唱一场最好。

    身材已经发福的中年妇女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自己最喜欢演小丫头，因为“活泼”“热闹”。

    咬不动甜皮鸭的高老妈用罐头瓶喝了口水，她最爱演精忠报国的硬骨头，拍了拍胸脯竖起大拇指：“就是那么忠！”

    手指因痛风变形的大婶说，自己最爱演富家小姐，说着起身，手娇羞地挡着脸，膝盖并拢迈着小碎步。

    演出开始了，严老五在戏台一边坐定，抄起鼓锤和弦子，脚边是鼓，面前支着唢呐、锣和麦克风。五六样乐器又忙活起来——他就是戏班乐队的全部阵容。

    暂未出场的赵丽坐在他身边，夫妻俩高亢的嗓子合唱着，给台上的角色“帮腔”。这个全团最操心的女人说，她最喜欢演的角色是穆桂英，“巾帼英雄，上阵杀敌！”

    “我就是人长得矮，再高30公分，我敢杀玉皇！”赵丽眼睛亮晶晶地说，自己第二喜欢的角色是坏人，因为可以“不受拘束乱说话”。

    但如果有机会穿越，她不想去戏里，而想去未来，“我要当个贪官！拨钱支持川戏！”

    而在现实中，一个月前，这个身高不足1米5的小个子女人在朋友圈上转发了一篇《笑着低头，你不亏》的鸡汤文，评论说：“我现在的处境和位置就是专门与人低头，有很多根本不愿低的头……无奈……”

    “还是舞台上好，舞台是虚幻的，生活太现实了。”鼓声急促，她又一脚迈入了别人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