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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24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崇祯的局面

李洁非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6月24日   06 版)

    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思陵”,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及其皇后周氏、皇贵妃田氏的合葬陵墓。视觉中国供图

    导读

    天启皇帝朱由校二十三岁正常死亡,没有子嗣,传位其弟朱由检,这就是著名的崇祯皇帝。万岁天启醉心于木匠手艺,本职工作很不称职,其权力常由太监魏忠贤“千岁”代理,然而他却希望其弟能成为“尧舜”,他的另一个要求是希望其弟继续重用魏忠贤。《崇祯长编》卷一记载的原话是:“吾弟当为尧舜。”又曰:“魏忠贤可任也。”对这两句充满内在矛盾的“临终遗言”,崇祯皇帝继承了前一句,抛弃了后一句,还算有政治理想。但是,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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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皇帝不享福

    历来都把崇祯皇帝视为悲情人物。许多人替他抱有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只因人们久已习惯了皇帝的淫逸,一旦偶尔有个将身心扑在国事上的,大家好像反而于心不忍,觉得这样当皇帝,有点亏。

    不管怎么样吧,崇祯皇帝真的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的不享福,与老祖宗朱元璋宵衣旰食那种简单的勤政生涯不同。除了身体的忙碌,朱由检苦在精神和内心。登基前后担惊受怕;做皇帝一十七年,朝野内外,危机四起,一团乱麻,他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吃不香、睡不安;末了,死都死得不轻松,国破家亡,带着耻辱和锥心之痛,自尽。

    那张龙床对于他,如同针毡。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期振惰窳,共尔位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例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杀人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简单讲,此时明朝就像一间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每一个雇员如今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赶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

    崇祯的见地不能达致这一层,所以他气愤:我这个皇帝,够正派,够勤奋,够负责,够辛苦,你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皇帝?为什么还不振作,还不兢兢业业,还不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没有好皇帝,你们抱怨;有了好皇帝,你们却也并不珍惜……他很替自己不平,而益发厌恶“深负君恩”的臣子,久而久之,就有“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激越之语。

    孟森先生对此语尤不以为然,讥问:“孰知用此亡国之臣者即凿然亡国之君也?”这责难,在逻辑上肯定是成立的。然若仅仅以此逻辑回答一切,又未免偏颇。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君臣之间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何朝何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是钻空子,偷摸为之而已,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李清,崇祯年间中进士,并开始做官,历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官场见闻极广。明亡后隐居,将所历者记于著述,因为曾任职三科,故名《三垣笔记》(垣,古时也是官署的代称)。明末政坛的腐败,究竟到什么地步,翻翻此书,大致可以明白。

    内有一条,记锦衣卫头目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其子吴邦辅“尤甚”,“每缉获州县送礼单,必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东厂情形亦复如此。李清举了一个例子,说某知县送给翰林编修胡守恒二十两银子,求他写一篇文章,胡钱还没拿到手,仅仅事为东厂所闻,“亦索千金方已”。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点:一、锦衣卫和东厂是当时两大刑侦部门,竟然完全变成敲诈搞钱工具,而谁都晓得,司法腐败(执法违法)乃是最可怕的腐败。二、事情的背景,应该是崇祯狠抓吏治,展开清查贪官污吏的行动,然而连这样一个行动本身都变成了腐败的一部分,时事糜烂到何等地步可想而知。三、吴孟明及其儿子“故泄其名,沿门索赂,赂饱乃止”的做法,令人目瞪口呆,但同时这做法的背后,也确实是以大量腐败现象为支撑,“缉获州县送礼单”即为明证,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统统烂掉,大家无非是在黑吃黑。

    很黑暗吗?且慢,仅仅索贿受贿还不算什么,更有甚者,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亦扬扬居功”。这是李清亲眼所见。

    是不是只有东窗事发、大祸临头的人,才行此龌龊之事?非也。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李清说:“予同乡数人,转易如流,问其故,皆以贿之增减为升降耳。”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极权帝制,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据说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时户部(财政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明末政治的涣散,并不止乎腐败一端。办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责、虚与委蛇,是普遍状况。即便没有腐败到那样的地步,以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明朝离亡国亦已不远。

    崇祯图谋振兴的抱负,很快受到这种现实的沉重打击。他好几次怒不可遏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确,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所有皇帝基本都不理朝政,凡事潦草,廷臣难见帝君一面,即有奏对,也多为虚套,一百多年不曾认真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大小臣工早已养成大而化之、马虎含糊的习惯。

    在《烈皇小识》中,类似场面比比皆是。作者文秉,为东林名流文震孟之子,所叙之事显出自乃父。文震孟曾任崇祯侍讲,常得亲炙圣颜(崇祯为学颇勤)。因此,《烈皇小识》的内容,有相当可信度。

    自文秉笔下,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清晰,注意力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太祖、成祖以后诸帝,只此一人。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这一刻,崇祯对群臣的仇恨达致顶点。

    崇祯对群臣失望的标志,是重新依靠宦官。

    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明王朝坐在龙床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看来也并不冤枉。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但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他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他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他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他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他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他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他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他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他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山穷水尽

    暂将崇祯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明朝晚近以来难得一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四大危机不独齐而并至,而且相互纠缠、彼此生发,紧密相扣、恶性循环,任何一种情形的恶化,都造成其他危机的加深加重,根本是无人能解的僵局,只能以“死机”了事。

    辽东失陷以来,边事日急,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益多,而加派随之沉重,导致民不聊生。文震孟《皇陵震动疏》把这种滚雪球效应,讲得比较清楚:“边事既坏,修举无谋,兵不精而自增,饷随兵而日益,饷益则赋重,赋重则刑繁……守牧惕功令之严、畏参罚之峻,不得不举鸠形鹄面、无食无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气,上薄于天。”崇祯自己也承认,登基七年以来,社会现实基本是“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民不聊生,遂啸聚山林。内乱既生,若在平时,征调精锐之师专意对付,或可控制局面,然而偏偏边境不靖,具一定战斗力的边兵无法抽用,只能以内地戍兵进剿,这些兵卒不仅毫无战斗力,本身军纪废弛,不但不能平定地方,转过来嚣扰虐害良民,文震孟一封奏疏反映:“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以“平乱”始,以祸乱终,“乱”不能平,遂由星星之火而渐趋燎原。

    动乱虽起,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百姓假设未被抛至饥馑之中,犹或惜命畏法,不致率尔铤然走险。偏偏天公不作美,灾害大作。秦、豫屡岁大饥,齐、楚连年蝗旱,和沉重的加派一道,逼得人民全无活路,只有追随造反——打家劫舍,犹胜等死——所以闯军所到之处,争先以迎。所谓“贼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局部社会动荡,于是演进为天下大乱,“流寇”遂由一部分敢为天下先的“豪杰”之所为,一变而成普通小民竞相加入的社会洪流。

    当此天人交困、内外并扰之际,国不得人,是又一深深悲哀。面临虎狼之秦,赵国有幸出来一个蔺相如,暂渡难关。刘备走投无路,此时说动诸葛亮出山,情势立刻改观。苻坚驱百万雄兵而来,晋人自己都感觉不能当其一击,但只因谢安在,运筹帷幄,竟然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击败前秦大军。澶渊之盟时,辽强宋弱,辽军势若破竹,直抵黄河北岸的澶渊,距东京不过二百里,志在必得,宋国举朝惶惶,纷论南迁,全赖寇准审时度势,智性应对,遂以澶渊之盟换来百年和平……这些都是危难之际,国得其人,而挽狂澜于既倒的例子。我们看崇祯时期,前后两位主事者温体仁和杨嗣昌,一个鄙劣奸恶、唯知忌人有功不说,自己除了玩弄权术一无所长,另一个虽不特别小人,却是一个典型夸夸其谈的马稷式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史惇《恸余杂记》历数列位大帅:“内阁督师,只孙恺阳(承宗)少见方略耳。命刘宇亮,而宇亮以赏罚不中败矣。命杨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败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将帅赂又败矣。至命吴甡,而惮不即行。命李建泰,而未出近畿兵即溃散。”全不中用。本已摇摇欲坠的时局,托付他们掌握,真可谓“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说到这一点,崇祯用人错误,难辞其咎;假设袁崇焕不被杀,又假设洪承畴以守为主的战略构想被尊重,辽事并非不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

    崇祯之死

    三月以来,谣言纷纷。人们虽不知李自成大军确切位置,却都知道它正在逼近,有力、稳定地逼近。“京师满城汹汹,传贼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京城戒严,不让进,也不让出。接替陈演当上首辅没几天的魏藻德,借口筹饷,想溜之大吉,被崇祯冷冷拒绝。他要成全他们死国的“决心”;这些阻挠南迁的人,不可以立了牌坊,再去当婊子。大家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行尸走肉一般,困在孤城、坐以待毙。

    有一个谣言,称十二日闯军即攻下昌平,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还专门辨析这一点,说昌平失守确实在十二日,“载十六(日)者,十六始报上(指崇祯十六日才得到这个消息)耳。”但这的确是个谣言。昌平失于十六日中午,确定无疑。这是闯军一位队长姚奇英亲口告诉羁押之中的赵士锦的:“后予在贼营中,队长姚奇英为予言,初六破宣府,初十破阳和,十六早至居庸关,午间至昌平,而京师茫然罔闻,良可浩叹。”以闯军摧枯拉朽之势,如果十二日打下昌平,绝对无须七天后才抵京城。

    崇祯同样无所事事,等死。十六日这天,他居然还有心思接见一批刚刚考试合格、准备提拔到中央任职的县官,“问裕饷、安人(扩大饷额和安定人心的办法)”。此时的崇祯,简直像是搞恶作剧的行为艺术家,存心开士大夫们的玩笑——都这份儿上了,还没事儿人似的裕什么饷、安什么人心?

    ——“滋阳知县黄国琦对曰:‘裕饷不在搜括,在节慎;安人系于圣心,圣心安,则人亦安矣。’上首肯,即命授给事中。”

    捧腹之余,不难感受到崇祯的戏弄与刻薄。

    考选进行到一半,有人进来,悄悄递给崇祯一件“密封”。

    “上览之色变,即起入内。”

    何故?

    密函报告:昌平失守。

    这,就是丧钟真正敲响的那一天。

    十七日,两路农民军,一路到达今天大北窑以东的高碑店(不是以产豆腐闻名的河北的那个高碑店),一路到达西直门。“寇已薄城,每二三四里扎一营,游骑络绎相接。自是城上炮声昼夜不绝矣。”

    崇祯照常上班,“召文武诸臣商略”。君臣面面相觑,束手无策。“上泣下,诸臣亦相向泣。”这时,崇祯悄悄在御案写下“文臣个个可杀”之语,示之近侍,随即抹去。俄顷,守城总指挥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至,汗浃霑衣”,他伏地哭奏道:“守城士兵都已经不肯抵抗,用鞭子把一个人抽起来,另一个人马上又趴下了。”崇祯闻言,大哭回宫。

    守军不抵抗,是因为根本无力抵抗。“京军五月无粮”,“率饥疲不堪任”。国家无钱,权贵富人不肯出钱,倒是偶尔有“小民”捐钱;赵士锦亲自经手了这样的捐款:“十七日,厚载门外,有小民捐三百金。又一人,久住彰义门外,今避难城中,年六十余,一生所积,仅四百金,痛哭输之户部。”

    十八日,外城破。城破之前,李自成曾派先期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谈判。崇祯召见了杜勋。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地西北,分国而王,并由明朝赔款百万两。不知为何,未能达成协议。此事载于《甲申传信录》《烈皇小识》《甲申纪事》《明季北略》等。但不可信。设若李自成所开条件真的不过尔尔,崇祯没有理由不答应。可能李自成确曾派人入内与崇祯接洽,但内容并非如上。《明季北略》另记一条,似较真确:“(杜勋)盛称‘贼众强盛,锋不可当,皇上可自为计’,遂进琴弦及绫帨(暗示崇祯自绝),上艴然起。守陵太监申芝秀自昌平降贼,亦缒上入见,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上怒叱之。”

    这是对崇祯施加压力,打心理战。

    彼时发生的事,多带有“风传”性质。包括曹化淳开彰义门(又称广宁门,清代以后称广安门)投降事。据说,这并非曹化淳的单独行动,事先在一部分内外臣中间达成了“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彥”。孤证,不可考。另外,开门时间也有两种说法,一为十七日半夜,一为十八日。除彰义门为曹化淳所开,农民军同时攻破其他几处城门。曹化淳开门只对他个人有意义,对北京城不保没有意义。

    外城陷落的消息,十八日傍晚传入大内。“上闻外城破,徘徊殿庭。”夜不成眠。初更时分,太监报告内城也被攻破。还剩下皇城和紫禁城最后两道屏障。崇祯领着王承恩,登上万岁山(景山),向远处眺望。夜幕中,京城烽火烛天,逐渐向皇城蔓延。

    崇祯在那里踟蹰了约一个时辰,回到乾清宫,发出毕生最后一道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军事事,夹辅东宫。”这道谕旨有无意义、能否送达,都大可疑。

    随后,他把全家人——周皇后、袁妃、太子及诸王子、小女儿长平公主——召集起来,做最后的安排。

    孩子们来了,仍身着宫服。崇祯叹气:“已经什么时候了,还穿这种衣裳?”

    即命人设法找来平民旧衣,亲手替儿子们换上。

    “记住。”他这样叮嘱说,“一旦出宫,尔等从此就是小民。将来在外,遇上有身分的人,年长者称‘老爷’,年轻的呼人家一声‘相公’,对普遍百姓,年纪大的要叫‘老爹’,与你们年龄相仿的要叫‘兄长’,对读书人以‘先生’相称,对军人就尊一声‘长官’。”

    吩咐内侍把三位皇子分别送到他们的外公周、田两家。

    三皇子临去之时,听见父亲在身后大放悲声:“你们为什么会不幸生在我家!”

    泪眼送走儿子,崇祯请两个妻子一同坐下,捧酒,痛饮数杯,对她们说:“大事去矣!”相对而泣,左右也都哭作一团。

    崇祯挥手,遣散所有宫女,各自逃生。对自己的妻女,令其自尽。

    过去,因为已故田妃的缘故,周皇后跟丈夫的关系并不愉洽,但她仍然不假思索返回坤宁宫,遵旨而行;临别前,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嫁给你十八年了,从来不听一句,终有今日。”

    袁妃是崇祯所宠爱的女人,因此赐她自尽。而这不幸的女人,自缢,却因为绳索断裂,“坠地复苏”。崇祯发现后,拔剑砍之。据说砍了三下,手软,不能再砍。袁妃最后据说不曾死去,被农民军发现,“令扶去本宫调理”。

    其他曾临幸过的嫔妃,“俱亲杀之”。

    又遣人逼天启皇帝的懿安皇后“速死”。张氏是夜至晨,两次自缢未果。第一次为宫女解救,第二次又被李岩专门派来保护她的士兵所阻止。李岩对这位品行端正的前国母,一直心存敬意。但是次日晚间,张后仍趁李岩部下不备,悬梁自尽。

    最惨一幕,出现在崇祯与长平公主父女间。是岁,公主年方十五,惊吓和恋生,令她啼哭不止。她没有勇气自杀。崇祯素疼此女,五内俱焚,长叹一声,将刚才送别儿子们时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汝奈何生我家!”遂左袖遮面,右手挥刀,砍向公主。公主惧怕用手来挡,左臂应声而断,昏倒于地。崇祯虽欲再补一刀,终因周身颤栗而止。

    放儿子们生路,让女性亲属尽死,并非“重男轻女”,而是基于皇家名节不容玷污。在那个年代,这高于生命。所以崇祯杀妻杀女,凄惨无比,但不能视之为灭绝人性。

    女眷们一一丧生,崇祯则神秘地从宫中消失。至少,十九日天亮后李自成部队闯入宫时,他们没有找到他。问遍宫人,无人知晓。李自成大不安,下令:“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然而,赏金没有能够发出去。

    直到二十二日,人们才在后称为景山的皇家后苑的亭中,发现对缢而亡的两具尸体。一具属于近侍王承恩——当初那个将“有”字释为“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的太监,一具就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尸体被发现时呈下状:头发披散着并且遮住面孔,普通的蓝袍,白绸裤,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脱落。经检查,在朱由检身上找到了以血写就的遗书,略云:诸臣误朕,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以发覆面,勿伤我百姓一人。

    无法确知死亡时间,大致不出于午夜至清晨这二三个时辰之间。是日,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公历1644年4月25日,星期一。

崇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