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3D打印脊椎站起来

    6月12日下午，麻醉过后的袁先生在病床上醒来，满脑子就两个字——“敞亮”。受益于全球首个3D打印人工脊椎，这个41岁的北京爷们儿从北医三院手术台上死里逃生。

    从发现恶性肿瘤到跨过生死界限，袁先生觉得自己“死过一回了”，“跳悬崖，摔断了一条胳膊，那都不是事儿”。

    如果没有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刘忠军为他“私人定制”长达19厘米的3D打印人工脊椎，袁先生即使切掉肿瘤、侥幸捡回一条命来，也注定只能瘫在病床上度过后半生。那段在全世界尚属首例的3D打印脊椎，是支撑他跳过生死悬崖的唯一支柱。

    “跳过去了，我能陪我闺女到结婚” 

    躺到手术台上接受全身麻醉前，袁先生很清楚横亘在面前的一方是天堑，一方是迷雾，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站在无路可退的悬崖边，眼一闭心一横，“真没了我也认了，要是跳过去，我能陪我闺女到结婚”。

    做手术前，袁先生5岁的女儿到医院来看了他一次。尚在懵懂年纪的孩子说，“梦见爸爸出院了”。

    去年11月突然发现腰疼时，袁先生只以为是普通的腰椎间盘突出，没想到在朝阳一家医院被查出是骨结核。他不放心，当天下午就又跑到301医院挂了个专家号，折腾一轮下来竟然确诊为脊索瘤，“治疗方案十分棘手”。

    这一下，袁先生“口干舌燥，整个人都晕了”。这种从胚胎时带来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只有几百万分之一，普通人“中彩票都中不上”，却砸到了他头上。更让人绝望的是医生束手无策，301医院的医生直言不讳——“这活儿太大了”。

    做完穿刺后的几天，袁先生躲在外边没敢回家。“挺难面对家人的，说我完了？”唯一陪在身边的妻子每天从早哭到晚，怎么劝都停不住。

    来到北医三院后，跟大夫聊了许久的袁先生看到了一丝曙光。他又按照原定计划去了上海，长征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差不多。原本准备去美国、日本、欧洲寻医问药的袁先生有了信心，决定回北京看病。

    再次回到北医三院后，医患双方已经有了默契，很快确定治疗方案，“连讨论的时间都省了”。

    主刀医师刘忠军为袁先生准备的治疗方案，是手术切除被癌细胞侵蚀的第十节胸椎到第二节腰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此大范围的脊椎切除手术，在国内外都是很大的难题，下一步如何恢复脊椎结构、保护脊髓，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才是真正的挑战。

    钛网是以往椎体件支撑的最常用器材，但成品最长只有10厘米左右，远远不够完成5节脊椎的大跨度支撑，更何况圆柱状的钛网与脊柱“S”形的生理曲线并不匹配。即使能找到长度合适的钛网，它也可能出现移位，压迫脊髓神经，导致患者瘫痪。

    精心研究袁先生的病情后，刘忠军决定依据他的解剖结构，利用金属3D打印技术为他“量身打造”一段人工椎体。这段“私人定制”的内植物形态、大小、曲度与患者原本的脊椎完全契合，上面还有海绵一样的微孔，类似于人体骨骼结构中的骨小梁。

    “这些微孔不仅让内植物重量更轻，还能让相邻正常脊椎的骨组织长进来，最终实现骨融合。”刘忠军捧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脊椎模型如数家珍，“这是它与以往工艺相比的独特优势。”

    今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注册了我国首个金属3D打印人工椎体。袁先生的“不治之症”迎来了转机。

    “如果没有这项技术，这个手术我们做不了。这是个难以接受的悲剧。”刘忠军说，“装上人造脊椎，患者可以挺起脊梁，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冲过去就能多活几年，“也许是5年，也许能活到80岁”

    在侧卧的病人前胸斜划开一道30厘米长的切口，剥离层层叠叠的肌肉组织，截断两根肋骨，将胸腹主动脉、膈肌、肺、肠道等器官和组织推开，把5节脊椎尽可能完整地取出。和平常每一次手术一样，骨科主任医师韦峰细长干净的手指异常稳定。

    做手术是个“细活儿”，医生得时刻保持精神高度紧张。上惯了大手术的韦峰不觉得这6小时的手术有多特别，“很常规，一点儿都不惊心动魄，一切都很平稳”。要说不一样，是手术的超高难度和风险。即使同样是“雕花”，这朵花也格外大一些。

    为了保护被环形的脊椎骨“围”在中间的脊髓神经，刘忠军设计了前后两期手术。第一次手术从后路把5个椎板分别切掉。第二次手术走前路，将脊柱的前半部分整体取出——手术难就难在这里。

    韦峰告诉记者，如此“大动干戈”是为了保证不伤到脊髓神经，同时尽可能少进入肿瘤。“就像吃西红柿，一口咬碎难免汁水四溅，整个吞进去就不会溅出来。”这位年轻的主任医师打了个比方，“切开瘤子不可避免地会让肿瘤细胞流出来，经过它的次数越少越好。”

    更需要医生极度小心翼翼绕开的，是那根比初生婴儿还要脆弱百倍的脊髓。一不小心碰到它，病人轻则大小便失禁，重则瘫痪，甚至可能当场死亡。

    手术风险太大了。家里人一会儿坚定，一会儿犹豫，彷徨了很长时间。反对最激烈的是袁先生的父亲。这位看透了世事却看不破生死的老爷子，担心“活生生的大儿子说没就没了”。

    手术前，袁先生没心思干别的，每天躺在病床上没完没了地拿手机查资料。他怕“今天还好好一大活人明天就拜拜了”，又觉得自己“没有退路，再缓两年就更没法治了”。积水潭医院医生说过的一句话反复在他脑子里回放：“你现在就是站在悬崖边上，前面可能是5米，10米，也可能根本跳不过去，但就是死你也必须得跳，没准就活了。”

    来回琢磨了无数次，袁先生决定冒险从悬崖上冲过去，为的是跟家人多相处几年，“也许是5年，也许能活到80岁”。

    袁先生知道，切除肿瘤让他活下来，3D打印人工脊椎，则让他和常人一样站着活了下来。

    如果把治疗方案比作把宇宙飞船发射上天，起后期重建作用的3D打印脊椎，只是保证发射角度不偏离轨道。但在韦峰看来，科学家在脑子里把它从无到有地设计出来，才是整个治疗方案中最精彩、最独创的部分。

    刘忠军相信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没有多年来慢慢积累的专业之外的知识，没有想解决的问题，就算接触到新想法也是白搭。六七年前，3D打印还没在普通人中间火起来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项新技术可能给骨科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和助手韦峰一样，这位身担医教研重任的全国人大代表经常半夜两点多才休息，凌晨回复邮件是家常便饭，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

    他2010年开始搞研究，2012年进行临床观察，2014年用世界首例3D打印人工枢椎技术治疗肿瘤，2015年又实现了3D打印髋关节。2016年年初，澳大利亚称完成全世界首例3D打印椎体置换治疗颈椎肿瘤时，刘忠军已主刀完成了6例同样的手术。

    刘忠军相信，自己有这个想法时，“全世界都没有”，但欧美国家政策宽松，审批环节要简单得多。这是“全世界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难得机遇，不抓住，以后会越走越难。

    为了不落于人后，这位“业界数一数二的大牛”拿着“骨头”到处游说。两会小组会议时，别的代表包里装着文件，刘忠军浑身揣着模型，到发言时就在会议桌上一字排开，呼吁相关部门开启“绿色通道”，让审批环节再短一点、再快一点。

    “救了一条命，临床医疗上了一个台阶”

    做完手术不到一个星期，医生已经提醒袁先生的家属好几次，可以扶他站起来活动了。他没像以往做完手术的病人那样被“镶嵌”在框子里。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到时，袁先生坚持让家人把床头调高了一点。他还有些虚弱，但思路清晰，眼神清亮灵活。病房里另外两位患者的家属低声拉着家常，一股属于“活着”的气息扑面而来。

    第一次手术时，一大家子人守在手术室外“百感交集”。担心得吃不下饭，紧张得不停看表，累了就在过道里的长椅上歇一会儿。袁先生的弟弟清楚地记得，那扇门关了整整12个小时，哥哥是在晚上9点半被推出来，做手术时流了3000毫升血，因为肝功能不好，等了四五个星期才做第二次手术。

    等待第二次手术的那段日子，是袁先生最脆弱难熬的阶段。手术越临近，他心里越是“翻滚得厉害”。妻子从家里发来孩子的视频，从得病就没掉过眼泪的他哭得稀里哗啦。

    如今，袁先生怀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捡回了这条命。

    “救了一条命，临床医疗上了一个台阶”，两件事一样让刘忠军高兴。

    在刘忠军看来，医学科学工作者就是要解决临床问题，治病救人。如果不为病人着想，只搞些“听起来高精尖，但除了发几篇论文什么用都没有”的东西，那就“走偏了”。

    骨科每天手术使用大量内植物，对工艺要求高的高端产品仍大量依赖进口，费用极其昂贵。老百姓总觉得看病贵，但内植物往往占了骨科手术收费的66%，甚至80%～90%，手术收费标准其实非常低。

    如果能在3D打印领域实现自主创新，中国企业就能够自己生产物美价廉的高端内植物，足以推动临床医疗再上一个台阶。患者既享受到了高新科技带来的好处，经济负担还能大大降低。即使保守估算，也预计能比以往降一半。

    刘忠军承认，实现3D打印骨科内植物的规模化生产，仍然任重道远。而对于袁先生来说，与病魔争夺生命的拉锯战也只是告一段落。部分肿瘤组织是从神经上片下来的，有没有残留谁也不敢打保票。

    “战斗才刚刚开始。”穿白大褂的韦峰衣角带风地赶去上门诊，转身匆匆留下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