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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时间规划局》的开头，一串数字出现在一只人类手臂上。随着脉搏的跳动声，数字不断变动，直到定格：0000·00·0·23·48·24——那意味着此人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天时间。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公选课《影像中的生死学》（以下简称“生死课”）第一堂课上，授课老师陆晓娅放的电影片段。有人问：是不是上了生死课，学生就不会自杀了？陆晓娅说，不一定；也有人问：开这堂课是不是为了降低学生的死亡焦虑？陆晓娅说，是为了适度增加死亡焦虑。
近日，由该课程授课笔记实录整理而成的《影像中的生死课》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生死课，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是一门陌生的课程，书封的一句话，也许能回答这门课的“用处”之一：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
电影的模糊性为死亡提供可讨论的载体
用时髦的说法，陆晓娅自称“斜杠老年”：心理人/教育人/读书人/写作人/公益人。有一天早上醒来，她问自己：陆晓娅，快“六张”的你还有什么梦想吗？忽然想起，北京师范大学曾希望她开一门通识课，“去大学教书，也曾是我年轻时的梦想之一啊”。
陆晓娅的主要职业生涯在中国青年报社度过，在此期间还创办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她曾多次进入大学校园进行危机干预，为年轻生命的陨落感到心痛和遗憾；自己也已走进生命的秋天，对死亡有更多的思考。“不如就开生死学的课吧！”她闪过一个念头，“用电影做教学怎么样？就是它了——影像中的生死学！”
陆晓娅不想把这门课上成教授“知识”的课，也不想把这门课上成自己唱主角的课，更不想以一种我拥有标准答案的姿势来上课，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用电影作为教学的媒介并不新鲜，但是对陆晓娅来说，她看重的是电影的多义性、模糊性、复杂性，可以帮助自己实现3个“不想”，激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讨论交流。
课程分为起始课、教育课、家庭课、自我课、团体课、逆境课、伦理课、医学课、礼仪课、哲学课、结束课。每一堂课都选择一部电影为讨论核心。从2012年开始至今，课程已经上了六轮。陆晓娅发现，从《死亡诗社》讨论自我——激情与绝望的对决，往往是一学期中，学生讨论最激烈的一堂课。
“这是和学生的生活最接近的一部电影，学生们与电影中的人物年龄相仿，都在承受学校教育带来的压力。”陆晓娅说，“很多大学新生刚进大学时，会经历一个痛苦而迷茫的过程，找不到方向，甚至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很幻灭。这时你简单跟他说‘要珍惜生命’，没有用，你要跟他讨论更深层次的东西，用学生能接受的方式进行生死教育。”
在电影中，学生尼尔自杀了、老师基丁被开除了。选择死亡，是勇敢还是懦弱？以生命为代价做抗争是否有意义？面对理想的破灭和现实的冲击，死亡是唯一的选择吗？有的学生认为，尼尔有亲人，没有权利杀死自己；也有人认为，不自由，毋宁死……
每一部影片的结束，都是思考的开始。每一堂课的讨论，都是不同观点的碰撞。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思维的拓展，这是陆晓娅在教学中埋下的一条“暗线”。
死亡焦急与生活满足成反比
死亡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陆晓娅说，一方面，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安宁，虽然也会有像SARS、汶川地震这样的事件激发人们的死亡焦虑，但没有战争、瘟疫、饥荒等引发的大规模死亡；另一方面，这些大学生本身是多么年轻啊，因此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感觉很遥远呢？
在生死课的第一课，陆晓娅留的作业是让学生写下“死亡离我有多远”的个人经历。她发现，其实很多学生多多少少都在经历死亡：有人高三的时候亲眼看到同学跳楼，有的爷爷奶奶甚至父母正面临死亡，还有的自己也经历过重病。
“很多学生在经历，但没有人和他们讨论。我的课程想把这些不太能言说的东西，以电影为中介呈现出来，变成可以讨论的事情。”陆晓娅说，比如，选课的学生相当大一部分是独生子女，她感觉到他们对父母的衰老和死亡有着明显的焦虑。
生死学课程不仅带领学生探索疾病、临终等现实问题，更是为了帮助学生思考自己的人生。
“学生觉得自己年轻，离死亡很远，作决定时就可能只从当下考虑；而当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的生命将会结束，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时，那学生就会更珍惜当下，在作决定时考虑得更清楚。所以乔布斯曾经说，死亡是生命最好的一个发明。”陆晓娅说，“学生需要思考，我今天所作的决定会给我的生命带来什么影响？会带给我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还是让生命被浪费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隆总结过一个公式：死亡焦虑与生活满足成反比。在生死课的“哲学课”上，陆晓娅以黑泽明关于生死议题的经典《生之欲》为案例。男主人公渡边一直“像废话一样”地过日子，在患绝症后恐惧死亡，喜欢上小田切后，生命才出现了希望。
让陆晓娅欣喜的是，除了课程预设的话题，年轻的学生们经常有新的思考。看完《生之欲》，学生们讨论为什么渡边会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生命的活力从哪里来？有学生突然说，老师，我觉得红卫兵比我们更有活力。“这样的提问，让我自己和同学们有机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生命的活力有哪些激发因素？活力有没有可能成为破坏性因素？在什么情况下生命的活力才能具有建设性？”陆晓娅说，学生的思考和提问，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也拓展了思考的角度和深度，她自己也从中受益。
让学生在墓地多待一会儿
死亡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是一个禁忌话题。现在城市里的人死在医院、葬在公墓，死亡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也就越来越神秘。但在古代，死亡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陆晓娅说，在西方，很多墓葬和教堂在一起，而人们每个周末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也在家附近的田地里埋葬自己的亲人。
陆晓娅发现，相比之下，来自农村的同学往往对死亡的描述和体悟会更加生动，因为他们会看见老人在家中故去，以传统的丧葬习俗下葬，而且葬在一个并不完全和自己生活隔离的地方。
对大部分90后大学生来说，墓地和死亡一样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只在为数不多的特定日子才会去。有一次课程正好赶上清明节，陆晓娅就带学生去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这是北京最早的现代公墓，建于1930年。
“学生在墓地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有不同的体悟。”陆晓娅打算明年将墓地之行正式设为课程的一个环节，让学生在墓地多待一会儿，多想一会儿。
著名的爱尔兰诗人艾略特早在1955年就提出：“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同样重要必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死亡教育出现在美国大学和中学中；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开设“死亡与临终”通识课程的高校达165所、中学有1100多所。中国内地的生死教育大概从2005年开始，《中国青年报》曾在2013年12月25日以《生死课》为题报道。
陆晓娅的生死课能容纳35人，但每次出现在教室中的绝不会只有35个学生，蹭课的有已经修满学分的学生，有在读的硕士、博士，还有从外校来的学生。“他们的存在，不仅让我感受到这门课真的有价值，而且也让我更加愿意‘相信未来’”。
陆晓娅强调，《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是受后现代的教育思想影响而进行的一个尝试，教学过程是在课堂上和学生共同完成的，学生对于死亡的认知和对于生命的认识，也是在观看电影文本、课堂讨论、写作等多重对话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像《死亡诗社》这样的电影，很多学生之前看过，并被深深地感动过。“但看过、感动过，不一定认真思考过，更不一定共同思考过。我相信共同思考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它可以释放出不同的感受和见解，可以让学生从感动、扰动中生发出更理性、更广阔的思考”。
陆晓娅说，教育的效果和工业生产不同，很难量化，而且学生未来要面对的人生考验、抉择还远远没有到来。但这样的课程讨论打破了单一视角，让学生学会对一个问题进行独立、充分的思考，知道生命有多种可能性，这样在作出选择时就会减少僵化。
正像学者刘瑜为本书的推荐语所说：死亡是关于自由永不熄灭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