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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这个国庆假期是难熬的，刚“知天命”的母亲住进了医院，挨了刀。母亲至今不知她实际上被诊断出子宫内膜样腺癌。而这依旧是一个谈癌色变的时代，尤其是在医学知识远未普及的三四线城市。在我和母亲有限的试探性交流中，她听到“癌”这个字眼便会紧张焦虑，乃至赌气般地抛出“那就回家，不治了”这样丧气的话。但我依旧理解她，这是一个普通人对遭受疾病折磨的生活本能的抗拒。
两周前，母亲子宫异常出血，就诊后入住当地医院进行刮宫治疗。诊疗结果出来后，我仍然记得父亲电话里那句“结果并不好，是癌”，吓得我直发抖。搜索病症与治疗案例，检索相关特长的医院，阅读临床研究文献，买最早的机票，我做了暂时能做的一切“对的事情”，但依然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善良勤劳的母亲突然遭受如此沉重的一击，我无法接受她生命的任何闪失，也无力承受。习惯了离家求学、独行远游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母亲活着于我的意义。
10月2日，母亲进行了子宫摘除手术，病情需要进一步化验来确诊。在手术室外等待4个小时后，我看到母亲从手术室被推出来，面色发黄，这一幕勾起了我9年前的记忆。那时候我上初二，母亲做了一个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同样是面色发黄，眼睛微张，甚至发型都没有变化，不同的是，9年前我痛哭流涕，虚弱的母亲在我眼里就像即将要散去的烟雾，我一味地想去抓紧她；而如今，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没有流一滴泪，只是轻轻地握住她的手，笑着喊“妈妈，妈妈”。但我知道，自己内心亦如9年前害怕。
刚下手术台，护士提醒家属说：“病人是清醒的，要让她说话，麻药没有散千万不能睡着。”可是，还能说什么呢？我竟一时语噎，只想到问她“疼不疼”“累不累”，而母亲只是轻轻地摇头。是啊，母亲总说自己不累不辛苦，平日里即使加班赶活儿到深夜，在电话里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不晚不晚，没事的”。这一次，母亲反复确认自己做了多久的手术后问我：“我在里边，你们一直在外面等吗，着急吗？”我没有正面回答，但我知道这问题里的关切、酸楚与矛盾。劳累了半辈子、对于家里大大小小的风波没有什么抱怨的母亲，到底是希望家人为她担心，还是不呢？我并不知道，也不再关心，我只想陪伴她。
我在医院陪护了6天，看着她从只能嘴唇润润水到能喝水和米汤，再到能喝粥、吃几根面条，一直到几近正常的饮食，听她讲双脚的无力、刀疤的疼痛，帮她按摩、洗脚、擦拭身体，倾听她对未来无法干重活儿的无奈，劝慰害怕的她，安抚做噩梦的她，引导失落的她，甚至给她讲我从前不屑去收集的笑话。我做着女儿应该做的事，成为母亲乃至周围人眼里的好女儿。然而，这种“成为”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母亲多年的照顾，就没有现在的我。在陪护与照料的过程里，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母亲曾经便是这般照顾我、疼惜我。
这种反哺，来得实在是太晚了。如果母亲不是突然检查出问题，也许这个国庆假期便在某个风景宜人的地方游玩休闲，而我与朋友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父母的交流仅仅是几个报平安的电话、几条互赞的节假日朋友圈。我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个本应学会坚强、承担、回馈的年纪，被母亲需要，被母亲再次拥在怀里。
更为幸运的是，手术后进一步化验结果显示，母亲不再需要化疗放疗，调理好身体、未来定期复查即可。我记得那天主治医师把我从病房叫出去，对我说“你妈妈现在没事了，别担心”时，我热泪盈眶并且情不自禁双手合十、不断感谢她的场景。母亲也许是知道自己的病情，也许并不，但于我，这是一次真真切切的重生。
有朋友宽慰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劳累了半辈子的母亲可以歇歇了。但我知道，体质的下降对母亲而言更像是一把枷锁，锁住了还想再奋斗几年再为子女多留点积蓄的心。每每想到她的这种无力，我的眼眶就会湿润起来。母亲或许已经想好了人生的另一种走法，而我，也正在长成为一个“大人”，成为父母的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