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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开放政治和能人政治的矛盾；自治和行政化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交互作用，成为目前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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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1号文件也以乡村振兴为主题，进一步明确了“产业振兴、生态宜居、乡村善治、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五大目标。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目前，乡村治理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开放政治和能人政治的矛盾；自治和行政化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交互作用，成为目前乡村治理中的核心问题。
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是党领导下的乡村自治。自治，意味着面向全体村民开放的政治空间和话语表达空间，换言之就是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上的平等话语权。但事实上，村干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牵涉的利益虽然不大，但利益中有人情，人情中有利益，因此真要解决村民的矛盾和纠纷，本人没有相当的威望，是根本不可能的。
乡村社会主要有三大群体：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在家务农的农民。这三个群体在财富、资源、人脉、威望等方面，往往是递减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处理事情能力的递减，并由此带来话语权的递减，最终导致对村庄事务处理能力的递减。另一方面，从意愿上来看，村干部只有些许误工费收入，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务农的农民吸引力都不大，但对企业家而言，村干部能和政府产生更多互动，因此，这一职务对他们更有吸引力。
可见，不论是从能力上、还是意愿上，富人、能人都更可能成为村干部。这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实，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是如此。然而，这就同时造成了马太效应和沉默的螺旋效应，能人本身就有较大能力，又通过村干部强化了利益格局，并且获得了县乡政府的支持，因此更加敢于、可以在村庄事务中发出声音，而普通村民则更加没有机会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开放政治的空间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县乡政府为了实现乡村的加快振兴和有效管理，也更乐意看到能人担任村干部，进而达成利益共同体。事实上，一些县级政府、乡镇政府甚至直接插手乡村选举，指定候选人，必须选政府指定的人，造成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政府权力不断以项目、财政支付村干部报酬、下派村干部等方式全面进入乡村社会，也造成了村干部的行政化。
如何实现乡村善治，根本上就是如何处理能人政治和开放政治的关系。如何处理行政管理和乡村自治的关系，这是关乎乡村之乱的重大议题，值得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理论上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