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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宋教仁被刺案”一直是一个悬案，真相一直没有彻底查清。现经尚小明教授50多万字的文献考证，抽丝剥茧和老吏断狱般的“重审”宋案，也算是一种尘埃落定；然而，猝不及防而来的历史真相，却与一百多年来，人们站在各种政治立场上的各种猜测和武断，既似曾相识，又面目全非……本文利用这种“历史的惊奇”进行叙述，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阅读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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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民国建元之初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百余年来的历史书，基本上都是把它作为真相已明的定案来记述的，海峡两岸的相关著作，包括西方权威的汉学专著尽皆如此。史家一般公认，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是幕后黑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帮会头子应夔丞是具体策划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中至少有6处，非常确定地把袁世凯作为杀宋的主谋来叙述。
无争议则少研究。专业史学界对该案的考证、探究一直甚少，专业学术期刊上偏重分析案发原因及案情的专题论文仅能检索到十来篇。远远不如通俗读物和网络平台上相关作品的数量。
一
这个案子从司法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个“悬案”，除洪述祖（著名乾嘉学者洪亮吉曾孙、现代戏剧家洪深之父）于数年后被捉拿归案判处绞刑，其他严格说都只能称为“犯罪嫌疑人”，包括直接杀手武士英在内。
初期侦破进展很快，作为一个本应黑幕重重的政治谋杀案来说，简直是奇快！案发后的第三天，宋教仁伤重辞世的第二天，幕后凶手之一应夔丞（字桂馨）就被发现并当即落网。上海租界警方随后在应的家中意外发现了其雇佣的杀手武士英，并且人枪俱获。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由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电、函，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赵秉钧交给应夔丞专用的密码本，以及赵的手书便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 桂馨兄鉴”。利用该密码本，又将上海电报局所存应夔丞发给洪述祖的多封电报底本也破译了出来，通天人物洪述祖因之彻底曝光。
此时，直接的凶嫌（洪、应、武）已经全部露相，接下来就是要查清他们背后是否还有黑手、谁是黑手的问题了。但司法程序至此卡住了。时在北京的洪述祖，在当局放纵下，跑到了德国人管辖的青岛，从此避祸不出。承办此案的上海检察厅传讯“疑似幕后黑手”国务总理赵秉钧，五次三番，赵拒不到庭。
这样案子就审不下去了，但袁、赵的犯罪嫌疑却也因此更重。反对党国民党眼见其领袖的命案司法解决无望，一怒之下掀了桌子，发动“二次革命”。待四年后洪述祖意外落网归案受审时，袁、赵、应、武等一干涉案人已经全部死光，并且大都不得好死。通过司法途径彻底查清内幕的时机永远失去了。
对于这样“法律真相”不确定的案子，严格意义上应该“无罪推定”，但人们当然也免不了进行“自由心证”。根据当年已有的调查进展，加上一般的常识推断，时人和后人比较普遍地认为，案件真相“十有八九就是那么回事儿”。这也是史书普遍那样书写的原因。
当然，还是一直有人怀疑：袁世凯作为大总统，他有一万种手段对付国民党，至于拙劣地去搞暗杀吗？赵秉钧当时向社会发表的公开自辩，也是有些说服力的，并非全无道理。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在7年过去、当事人全部死光后著文回忆历史，替老爹辩护，称刺宋案实际上是国民党内讧，指认已死去数年的陈其美、应夔丞为主谋。袁克文的惊悚之论初无人信，近些年则有渐成主流之势。
特别是随着潮流的转变，“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李（鸿章）”、“革命不如改良”的时风之下，越来越多近代史专业圈子之外的业余文史爱好者开始重翻刺宋旧案，著书立说为袁世凯、赵秉钧辩冤白谤。他们转换审视的角度，对部分相关证据材料进行重新筛选、重新解释，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象牙塔之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历史留下的空白，终需用扎实的研究成果来填补。但我们知道，由于时过境迁、证据不全，无论史家功力再深，也有相当多的历史事件真相是难以复原的。宋教仁案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尚小明教授回答，宋案其实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因为宋案的核心证据基本上完整保留下来了。过去没搞清楚，只是因为没人去用功。
史学首先是史料学。所谓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倒不在于谁比谁见识高明，而首先在于专业人士有条件也有时间搜读全部的相关史料；其次，专业人士曾接受过学术训练，能够对相关史料进行严谨的辨析比勘。
尚小明教授对于学术圈子内外的所有研究者都很失望。他认为，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可说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严谨的学术性探究屈指可数，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利用，最令人遗憾的是，宋案核心证据当年便已公布，但至今一直没有研究者详细、准确地解读过。所以非但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反倒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他举例说，当年《申报》和《顺天时报》连载的《宋案证据全录》共收录53件证据，包含73份文件，其中只有不到30份曾被反复征引，而且大部分还不能予以正确解释。刊载上述核心证据的官方权威版本《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单行本，百余年来甚至未见一人征引过。
宋案作为新旧媒体一个持久不衰的热点，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热着，实际上已经关乎近现代史学界的专业尊严。有鉴于此，尚小明教授花了整整5年时间，力图将所有相关史料一网打尽，从学术上“重审宋案”。
他爬梳、征引的原始档案，有相当一部分至今不曾公开，更从未见研究者利用。譬如，洪述祖1918年4月被提解至北京审讯，司法部门此前积累的相关案卷亦由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全部移交至北京，现存北京市档案馆，可惜一直乏人问津。尚小明工作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也藏有部分宋案密档，为该系所藏“袁世凯密档”之一部分。其中有的档案非常重要，如赵秉钧为自证清白、第N次请辞的呈文底稿及总统府批示底稿——呈文中“为此呈请大总统，解去秉钧国务总理、内务总长本任，另行派员代理”一句，报上去批回来，“解去秉钧”4字被改成了“准予暂离”；还有赵秉钧自辩“勘电”底稿、袁世凯手定赵秉钧拒绝出庭对质“真电”底稿等。其对于了解袁、赵是否涉案及各自涉案深浅，都有很强的证明力。对于这些存放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里的原始档案，学界内外此前一无所知。
三
尚小明从这些尘积灰埋的史料中，有许多惊人的发现。譬如，因为洪述祖的官方职务是赵秉钧秘书，人们一直以为他是赵的亲信，进而怀疑赵为刺宋“幕后黑手”。但尚小明考证之后告诉我们，洪实际上是袁世凯的亲信，与赵的关系反而很僵、很疏远，赵秉钧甚至一直想把洪从身边赶走！
洪、袁早在甲午战争前结识于朝鲜。辛亥革命前袁世凯被逼下野、回老家洹上钓鱼期间，他的孩子要到天津去上学，袁将洪述祖与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一起作为其在津的“至交”相托，可谓“患难之友”。后来洪述祖受其姻亲、有“民国产婆”之誉的赵凤昌指派，在鼎革之际奔走各方，逼迫清室退位、交涉南北议和，又为袁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清室退位诏书》，就是由洪述祖以隆裕皇后的名义草拟并强迫其颁布的，洪也因此一直以“共和元勋”自居。洪述祖早年曾游幕于多个著名政客之门，其与袁的关系可说是半为朋友半为幕宾。而袁本人作为乱世枭雄，固有其暗黑的一面，常利用亲信去操办某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洪即是这样位不显而信任重的亲信之一。袁派洪去上海收抚共进会，派他暗中调查“欢迎国会团”，派他去收买媒体、收买议员，派他去搞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黑材料……都不足为怪。但他没想到最终会对洪失控，“国师”把“国君”给带沟里了。
即便如此，袁世凯也一直拖到3月29日，凶案发生的9天后、洪述祖平安逃抵青岛的第二天，才发出对他的缉捕令。在案发后，洪述祖甚至还有胆由津入京面见袁一次。“总统问及遯初（宋教仁字）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等于当面认了账，袁也仅仅是色不豫而已，还是送一笔钱，让他跑掉了。而宋案另一凶犯应夔丞在“二次革命”爆发后趁乱越狱，因为当初洪述祖一直暗示他“杀宋是上面的意思”，所以牛皮哄哄地跑到北京来邀功请赏，结果就被袁世凯派执法处侦探乱刀刺死灭了口。洪袁情分，非应可比。
宋案发生8天后，深深蒙受嫌疑的赵秉钧去总统府第一次请辞时，袁世凯向赵坦陈此案跟洪述祖有关。“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现在既闹出此种乱子，难保非洪述祖藉此为迎合意旨之媒。”
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袁世凯再也难以摆脱“刺宋案幕后黑手”的嫌疑。对于普通的官绅百姓来说，雇凶杀人的罪名与其他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指控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但对于像袁世凯这样权势熏天的政治人物来说，他曾经指使洪干过的那些坏事——构陷孙黄宋、收买媒体和议员等等，和雇凶杀人的恶劣程度也差不太多，一旦彻底曝光，都是政治自杀！所以，他宁愿背着“或许有”的嫌疑，也不愿查出一个“大罪不成立、但脏事不老少”的真相大白。那样的结果，赵秉钧当然是愿意接受的，因为他介入得浅，但袁世凯则坚决不可以。袁只能委屈赵秉钧陪绑，甚至拿赵作挡箭牌。他全力阻止赵、洪到庭受审，让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尚小明教授深挖史料，还有一个让人拍案惊奇的成果：搞清了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的由来。同一份史料，能被观点不同的人进行截然相反的运用，此为典型。这个“声明”，最初是被学者视为袁世凯方面陷害黄兴、陈其美的证据挖掘出来使用的，近年来则被一些业余研究者当了真，视为陈其美主谋杀宋的“有力证据”——
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陈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为举黄之说，以离间黄、宋之交，而使他日内阁总理之庶归之于己。宋、陈之间，暗潮已极激烈。应本陈旧部，武又黄之私人，适洪述祖因宋争内阁，恐赵不能安于其位，欲败宋之名誉，以全赵之位置，托应求宋之劣迹，应以之告陈，陈乃利用此时机，假应、武之手以杀宋，而归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实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陈者。盖应、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为反陷之举，遂毫不设备，亦不遁逃。而陈事前既为间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获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经供出，陈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供词全数抽改，复以威吓应，谓能诬赵、洪，则其罪决不至死，且能以巨资相赠。若直供不讳，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检察厅后，陈虑武仍如前供，乃毒杀之以灭口，而以巨金贿西医剖验以为病死，于是应益有所惮而不敢言。此皆应亲告其所延之律师，且谓非转移他处不在若辈范围以内，则此案真相，必不可得。渠在监内日夜防护，以巨金赂典狱者，每食必与人共坐，俟人先尝，然后下箸，否则不食，其危险之状，已可想见。黄克强前此主张组织特别法庭，实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也。既为法部所扼，计不得逞，则以暗杀之说要挟厅长，必欲其入赵以罪。日前竟要求审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赵、洪死刑之请。幸厅长尚未允诺，然闻若辈之意，非办到此层不可。裁判所移转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若能办到，但移至湖北，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
这个“声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袁世凯密档”中，尚小明发现了一封手书残信，从而探明了真相。该信仅残留最后一页，内容正好是上述 “声明”的最后几行，即从“渠在监内日夜防护”的“夜”字开始，直至最末“则此案不难水落石出矣”，只不过在此句之后，紧接着还有“乞公与当道酌之。名心叩”10个字。由此连贯起来看，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其实是当时在狱中的应夔丞指使其党徒写给京中“某公”的信件，目的是乞求“某公”能就审讯应夔丞的“裁判所移转之事”（争取把案子从国民党势力比较强大的上海转到黎元洪治下的湖北审理），“与当道酌之”。
尚小明从另一份袁世凯所存密件，进一步推断：这里的“某公”，就是当时正带兵进京为袁护驾的河南护军史雷震春，雷把应夔丞党徒的信函交给了应的好友、京师警察厅署理勤务督察长钱锡霖呈阅总理赵秉钧，而后雷又亲自呈文向袁世凯报告了此事。函中所谓“当道”，就是袁、赵。
一份乍看如此权威、翔实而且生动的史料，就这样被原始文献证伪了。最早引用这份“北京国务院声明”的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把它当成袁世凯“多方罗织陈英士”的证据其实是一个误会，它实际上是应夔丞亲友的一封“上访信”。
“上访信”中最重要的指控，是说已于狱中暴毙的杀手武士英曾在法公堂供出“陈其美假应、武之手以杀宋”的真相，后陈其美“以廿余万之巨款贿通法公堂”，将武之供词“全数抽改”。尚小明指出，法公堂是公开讯问，开审前英国公使曾领衔照会外交部，准许中方“派大员三人，与领事团组织特别审判制度”，并“许外人旁听及陪审”。何以其时各报(包括袁世凯方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预审情况，却从未见武士英有一语提及陈其美与案情有关？陈其美纵然可以“抽改”供词，又怎么可以堵住悠悠众口？而且，只有已死的武士英揭发，应夔丞他自己为什么不揭发？
四
尚小明教授的史料学功夫，还体现在他的另一离奇研究成果之中。
在宋教仁被刺三天后，当时尚未暴露的凶嫌应夔丞不仅没有保持低调，反而忽出怪招，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一函，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份题名《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的印刷品，里边把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赵秉钧、黄兴、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等当时的一线党政要人（除陈其美外）全骂了个遍，称他们“均为民国之神奸巨蠹”，“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 《宣告文》并提到：
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君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
恐怕连应夔丞自己都没想到，该《宣告文》寄出后仅仅半天，他就落网了。租界巡捕搜查应宅时，发现还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经装入信封正待向全国各媒体发出，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廷【庭】缄”。真相不问自明：这些印刷品，都是应夔丞制造的。
对于应夔丞出此怪招的动机，当时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故为惑人之计”，所以大都不当回事。但尚小明教授却洞察了此《宣告文》看似胡言乱语背后暗藏的玄机，从中发掘出了破获宋案的“极关键的证据”！
玄机之一：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是应夔丞不打自招，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
尚小明提示，《宣告文》中，看似瞎扯的两个人名——“陪审员薛圣渡”和“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其实皆有所本，且都指向应夔丞。他从尘封的共进会档案中，找到了两份应夔丞于1912年底所写的《自述》底稿。其中一份提到“祖父圣渡……母叶氏……”。而薛则为应夔丞之妻姓。所以“薛圣渡”实际上由应夔丞祖父之名与其妻之姓合成。尚又搜罗1890年代《申报》对应夔丞的多次报道，均以“义衡”名之。前叙应夔丞于1912年年底所写的另一份《自述》底稿中，也有“夔丞原名义衡，字桂馨”之语。“叶义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母姓与其早年曾用之名组合而成。因此，该《宣告文》实为应夔丞自承杀宋的铁证。
尚小明还考证出《宣告文》中暗藏的另外两个玄机，一是暗示杀宋主谋来自北京，二是内容暗含嫁祸于陈其美之目的。——最后这条有些牵强，但辅证以确实有人曾被误导上当，此说成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当时梁启超就上了恶当，因为他发现《宣告文》罗列的必予“惩创”之人，已死的宋教仁排在第一位，他梁启超排在第二位，而国民党领袖之一陈其美却榜上无名！
梁因此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怕怕地写道：“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他在另一封家信中又说：“宋案确与政府无关”，“系同盟会人自屠”。
梁启超有“第二靶标”的自觉，也并非小题大做。当时，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国民党获得议席数遥遥领先。立宪派大佬梁启超于1913年2月24日加入了第二大党——共和党，并谋划与两个小党民主党、统一党联合以抗衡国民党，获得了袁世凯的支持。就在宋教仁遇刺的两天前，3月18日，梁非常肯定地告诉家人：“三党合并已议定，吾入京数日后即发表。”就在这个时候，第一大党的代理党首挨了黑枪，他这个第二大党的领袖能不脊背发寒、杯弓蛇影？作为政治对手，他当然也更相信欲“惩创”他的是国民党人，他认定“大恶人”就是陈其美。
就像考证洪述祖虽为赵秉钧的秘书但洪赵关系并不亲近一样，尚小明教授对于陈其美与应夔丞关系的深入探究，也击破了“要害部位的老部下必为铁杆亲信”的简单逻辑。应夔丞确实曾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担任过谍报科科长要职，貌似应该是陈的“私党”，但实际上陈、应两人却嫌隙极深。尚小明引述宋案刚发生时《民立报》（社长于右任）的报道，应夔丞离开沪军都督府到南京任总统府卫队司令后，陈其美曾致函孙中山，“谓此人殊不可靠”，孙“遂令至下关兵站，后又撤差”。下关兵站时由黄兴主管。应夔丞连续在陈、孙、黄三个人手下都干不下去，其与革命党的缘分也就尽了。联合各革命组织而成的国民党建立时，同为青帮“大”字辈的陈其美并没有把应夔丞领导，由青帮、红帮、公口三大帮会合并翻牌的共进会吸纳进来，也说明陈对应根本不信任。
依此看来，指控陈、应联手刺宋，如非故意抬杠、戏说的话，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浮浅之见了。
不管刺宋者来自哪一方，百余年来，几乎公认宋教仁蹈死之因是——如政党内阁建成，他将是总理的不二人选。赵秉钧之所以被疑为“幕后黑手”，是因为宋教仁要抢他的位子。陈其美之所以被疑为“幕后黑手”，则是因为宋教仁要抢黄兴的位子。
其实根本就没那回事！——尚小明试图从根子上推翻旧说。他搬出了一些从前较少被利用的史料，否定袁赵和黄陈两方存有这样的杀人动机。他在这方面的论证让人耳目一新。但由于历史的进程因宋案而打断，他的推断无法验证，而且反向的史料也同时存在，所以仅可作为一说供读者参考。
尚小明认为，宋教仁其实并非国民党方面牵头组阁的第一人选，从资历和党内认可度比较，第一人选是黄兴，而且宋教仁本人对此也不反对。有“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美誉的黄远庸就说：“国民党中赞成黄内阁派，或有不赞成宋内阁者；赞成宋内阁派，若令大势集于黄君，则亦并无绝对排斥黄君之意。盖平心论之，国民党中固无如许激烈之内讧也。”
就连赵秉钧也认为他的继任者将是黄兴。实际上，赵已经在提前收拾办公室准备移交，他一天都不想多干：“譬如一个机器，哪里能时时刻刻的轮转。我的机器已经用坏了。”他表示，非常赞成黄兴来组织内阁，让他也在这个位子上试试滋味。他还幸灾乐祸地预言：大约挨过几个月的骂，黄即万不能忍矣！
从另一边看，袁赵虽在辛亥前关系亲密，但此时实则已渐渐疏远。而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最亲信的人一直都是徐世昌。如果袁私底下的合纵连横计划成功，国民党以席次不过半控制不了内阁，那么新的国务总理人选也将会是徐而不是赵。
左右都是到点下台，赵秉钧有何道理去雇凶杀人？
五
总结而言，尚小明以长达50余万言的一部“大砖头”，梳理推导出了让圈内圈外所有关注过宋案的人都意想不到的结论——
宋案≠刺宋案。宋案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刺杀宋教仁等多个环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刺宋是最后一个环节。
袁世凯主导了宋案前四个环节，但与“匿名氏”攻击及低价购买公债无关，亦未主谋刺宋。
赵秉钧卷入了宋案前四个环节，但与后三个环节毫无关系。不过案发后，他在袁的阻挠和施压下拒绝出庭接受质讯，这就使他一直难以摆脱嫌疑。
洪述祖在所有环节中都是主要角色。特别是构陷“孙黄宋”计划失败后，洪转而酝酿杀宋，并发亲笔函唆使应夔丞对宋教仁“乘机下手”，而后入京试探袁之态度，为袁拒绝。洪遂先后假托“燬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诳应将宋杀害。
杀宋造意于洪述祖而非应夔丞，是应夔丞及其少数死党私下配合洪述祖实施的行为，而非共进会组织行为。
陈其美与宋教仁被杀毫无关系。
就是说，不论是过去专业历史书上的叙述，还是当今流行读物中的推演，结论全都不准确。尚小明特别强调，他既不是为国民党辩护，也不是为袁世凯翻案。换句话说，他让“亲袁”和“亲孙”的读者都失望了！
这就是史料的力量——除非还有谁比尚过手的史料更多。
对尚不满的多位论者，都批评他“纠缠细节”。问题是，历史就是由细节构成的，对于真正的史学学者来说，还原历史细节是第一位的使命。以史料见长的尚小明，曾与以思想见长的学者争辩：不同的人，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历史上的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往往会有不同认识，这是非常正常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建立在歪曲历史事实基础上的，那么这种认识无论多么吸引人，都是站不住脚的。
按说，百余年前的是非恩怨，都应该已经交还给历史。孙也罢袁也罢，我们今天都完全可以客观地对待了。但偏有些研究者对古人用情非常之深。譬如有一部影响广泛的翻案著作称：刺杀宋教仁对孙中山、陈其美来讲真是“一举两得”。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宋教仁遇刺案最大的赢家是孙中山与陈其美，他们既清除了党内的“政敌”，又起到了煽动反对北京政府的目的，后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他们目的大暴露。——其强烈的厌孙、憎孙情绪，溢于纸上！再看有些业余研究者在自媒体上对宋案的讨论，整屏整屏的跟帖都是“抑孙褒袁”的立场站队！他们也不想想：孙中山怎么会处心积虑地去策划一场近乎自杀式冲锋、完全有输无赢的“二月革命”？
如山的史料可证，宋教仁真不是孙中山、陈其美谋杀的啊！虽然宋教仁也不是袁世凯、赵秉钧谋杀的，但袁、赵在宋案中确实并不清白啊！
历史真实的模样，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你不能依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去瞎编。除非，你只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寓言，对真实的历史过程并不在乎。
干巴枯燥、死抠字眼的考据文章，传播效果本来就赶不上充满激情的戏说、演义。一部《杨家将》，能把一代名相庞籍、一代名将潘美彻底污名化，宋史专家们又能如何？事实上，除非侵入史家的一亩三分地，硬说自己书写的是严肃的历史，专业学者一般都是不跟流行的通俗史书、影视文艺抬杠的。
尚小明50多万字的努力，算是成功地在一个不大不小的个案上，捍卫了近现代史学界的话语主权。
欧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