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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放逐”1年多后，这是贾马尔·卡舒吉（Jamal Ahmad Khashoggi）最接近祖国的一次——10月2日，59岁的他和未婚妻到沙特阿拉伯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领取结婚登记相关文件。然而当他踏入领事馆大门后，等待他的，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杀戮。
10月17日，土耳其《新曙光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卡舒吉惨遭杀戮的报道。该报刊登了这段录音的部分文字记录，展现了卡舒吉在领馆内遭到杀害和折磨的过程。
报道称，整个杀戮过程持续了7分钟。有人用注射器将某种未知的物质注入尖叫的卡舒吉体内，他很快安静下来。紧接着，卡舒吉在书房的桌子上被斩断手指、肢解，接着斩首。据推测，被斩首前卡舒吉还没有死。这段耸人听闻的录音文件引起了世界舆论哗然。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卡舒吉为《华盛顿邮报》“世界言论版”撰写专栏，致力于让世界关注沙特言论管控的现状。
他是少数说英语的沙特人之一，他花时间与研究人员、学者、作家、政府和非政府官员会面，解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不透明政府制度。
“我离开了我的家、我的家人和我的工作，我必须提高我的音量。否则就会背叛那些在监狱里无法发声的人。当很多人不能发言时，我可以。我想让你知道沙特阿拉伯并不总是像现在一样。我们沙特人应该值得更好的。”他在一篇专栏里写道。
他在世时从未冲破“铁幕”，但因为他的死亡，“铁幕”开始出现裂缝。一个美国彭博社评论员表示，也许他的死亡无法撼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早已建立起的密切关系，但我们依然应当义愤填膺，相信道德，说出真相。
来自埃及的谢里夫·曼苏尔（Sherif Mansour）说：“以前被禁言的记者依靠卡舒吉来讲述他们的故事。现在由我们来讲述卡舒吉的故事，以向他保证他为那些记者所冒的风险并非徒劳。”
10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为他留出了一长栏的空白，那本应是刊载他下一篇专栏的位置，但当时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这是他用笔驻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在撰写这个专栏前，他被迫关闭了国内专栏，不再出现在沙特的电台和电视上，也不再在会议上发言，只能从自己的祖国逃离。他的朋友、中东问题研究专家兰达·史林（Randa Slim）说，他之所以离开，不是因为他觉得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是他的写作受到了审查。
写作一直是他的首要任务。“正如他曾经与朋友谈论什么是快乐时，他说提交一篇文章后最开心。”史林说。
但写作并未给他带来舒适、稳定的生活。这个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的记者总是游走于政坛和新闻的风暴眼中，承受着被解聘、禁言和批评的压力。
卡舒吉习惯于这样的风暴。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因报道本·拉登名声大噪，但在拉登投身恐怖主义后，他迅速与之决裂。2003年，他刚被聘任为沙特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祖国报》的主编，不久就被解雇，因为他允许发表专栏批评一位中世纪伊斯兰学者，而这位学者被极端保守派穆斯林崇敬。2007年，他再度被《祖国报》聘任又在3年后被解聘，因为他允许刊载一系列批评萨拉菲主义（极端保守的逊尼派运动）的文章，再次冒犯了这个国家极端保守派的感情。
他最后一次努力是在2015年。由沙特王子、亿万富翁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与彭博社合办的Alarab泛阿拉伯电视台在巴林开播，卡舒吉被任命为主编。为此，他规划了整整4年。但开播后数小时，在沙特当局的压力下，巴林当局掐断了播放信号，据当时媒体报道，电视台正在采访一名批评巴林政权的反对派人士。10天后，巴林宣布关闭这家电视台。
“（当他遇到麻烦时）我会知道，因为他不会接听电话。”报道沙特阿拉伯地区新闻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记者德布·阿莫斯（Deb Amos）说，“最终风暴会过去，他会再次回答。”卡舒吉经常慷慨地为国际记者提供意见和背景资料，和时而精辟时而平淡的评论，但这些年他始终小心翼翼，直到某一天他告诉他们，他不能再说话了。
这次风暴似乎比以前更加猛烈。33岁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15年成为沙特事实上的领导者，他推动沙特女性拥有驾驶权、在国内开设电影院，整治贪腐，倡导经济和社会改革，都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但随之相伴的，是越来越收紧的言论空间。卡舒吉在2018年7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他的记者朋友、社会活动家、普通朋友，都因为没有在沙特和卡塔尔断交时发表言论而被捕入狱，并且从未接受过审讯。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中，他写道：“在政府的压力下，流传最广的阿拉伯日报之一《祖国报》取消了我撰写了7年的专栏。当我警告不要过分热情祝贺刚当选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时，政府禁止我使用推特。”
当《华盛顿邮报》编辑凯伦·阿提亚（Karen Attiah）发邮件约他撰写专栏时，卡舒吉的回复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与决心：“家人和朋友对我施加的巨大压力，使我保持沉默。但我们阿拉伯世界有足够多的失败国家。我不希望我的祖国也成为其中之一。请原谅我不太好的英语，我相信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即使流亡海外，他依然不认为自己是个“持异见者”，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只想要“一个更好的沙特阿拉伯”。
他在专栏里反对沙特入侵也门，还用第一部进入沙特的好莱坞电影《黑豹》来讲述与世隔绝的王国最高统治者如何思考与外界的关系。
2017年，沙特安全部队逮捕了该国数百名最富有的人，包括一位亲王，据称这是为了打击沙特官僚机构高层中的腐败。被捕的人被关押在利雅得豪华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数周，据报道，有些人受到身体虐待。
卡舒吉支持王储推行的改革和反腐，但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储施加的是有选择的正义。在2017年11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新上任的王储在2015年为自己购买了一艘价值5亿美元的游艇，“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他制定的反腐标准”，但没人敢谈论。
在那篇文章中，卡舒吉呼吁，沙特媒体在公开这些腐败案件时，也应鼓励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但他所写的这些，并未获得他希望的效果，反而触怒了这个国家最高执政者。卡舒吉的一位好友阿赞姆·塔米米(Azzam Tamimi)评价他，穆罕默德王储“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打造公共关系，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为女性谋权利的当代救世主形象，卡舒吉却常常揭发他不想表现的另一面。”
在祖国的其他人那里，他同样不受欢迎。对于具有世俗意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太过伊斯兰主义者；对于传统保守的瓦哈比派来说，他过于自由主义。而他曾与高级政府官员过从甚密，也让他失去了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信任。
优渥的身世更是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卡舒吉的祖父穆罕默德·卡舒吉是沙特开国国王的私人医生。叔叔阿德南·卡舒吉是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军火商，堂兄多迪·法耶德是在1997年与戴安娜王妃双双死于致命车祸的男主角。卡舒吉本人，也曾在2005年担任当时沙特驻美大使费萨尔亲王的媒体顾问。
“他试图避免面对问题并制造敌人。”他的一名好友阿卜杜勒·阿齐兹说，“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无论何时说出真相，都会产生伤害，会制造出一些敌人。”
这份复杂性并没有让他转向低调。
除了写作这条路，摆在卡舒吉面前的还有另一种选择：今年8月，卡舒吉去相识了16年的朋友、卡塔尔国际基金会执行董事玛吉·米切尔·塞勒姆的办公室拜访时，曾经对她倾诉：“我已经想了两年，我想去一个遥远的岛屿生活。”
但随即，他又大声反问自己：“我可以放弃吗？我可以停下脚步吗？”最终的答案仍是：不，我不能放弃。
在他失踪之前，卡舒吉多次向阿提亚表达了自己想办个阿拉伯语版的《华盛顿邮报》，发布阿拉伯世界的新闻和评论。她记得当卡舒吉谈到这个，“他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早在2015年12月，他在为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报纸《生活报》写作时就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在阿拉伯世界，每个人都认为记者无法独立，但我代表自己，这是正确的做法。如果我屈从于压力，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卡舒吉清楚他有可能面临危险。他曾亲眼目睹朋友和同事锒铛入狱。今年9月初，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透露，某些沙特官员对他许以重任，试图诱使他回家。“我不会落入圈套。”他说，“我不想入狱。”
尽管在第二次进入领事馆前，他叮嘱未婚妻“如果我迟迟未出来，要联系土耳其阿拉伯媒体协会负责人”，但对于即将面临的劫难，他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事发3天前的9月28日，卡舒吉首次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他当时已有担心，但是工作人员热情地欢迎他，并向他保证他需要的文件都能顺利办理，他注意到，自己没有收到祖国发布的逮捕令。
面对未婚妻的关心，他告诉她，在外交事务中伤害、逮捕或拘留人是违反国际法的，在土耳其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相信，虽然他的观点激怒了某些人，但他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等于仇恨、怨恨或威胁。
“他有一种永恒的信念，认为事情是好的，正确的总会获胜。他善良，并相信别人也善良。”塞勒姆说。
他时常告诉自己的未婚妻：“我非常想念我的国家。我非常想念我的朋友和家人，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这种深深的痛苦。”
当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有回家的打算，他表示没有，因为“不想冒险失去我的自由。我真的不喜欢被关进监狱，我只是想成为一名自由的作家。我想为我的人民、我的国家服务。”
他曾一度接近暂时的安宁和幸福——在领完相关材料后，他和未婚妻计划为新房添置家具，当天晚上，他们将和家人还有最亲密的朋友共进晚餐，分享好消息。第二天，就是他们准备领结婚证的日子。
未婚妻了解他内心的隐痛。他的儿子被限制出境，而沙特当局最终的目标是他。
一名土耳其消息人士告诉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在事后曝光的录音中，可以听到沙特总领事穆罕默德·奥泰比告诉那些据称折磨卡舒吉的人：“去外面做，你会让我遇到麻烦。”其中一名施刑者回答说：“如果你想活着回到沙特，就闭嘴。”
来自沙特的解剖和验尸专家萨拉赫·穆罕默德·塔比吉对其进行了肢解。进行肢解作业时，他还戴上耳机听音乐，并建议其他同伴也这么做。“开工的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你们也应该试试。”这名土耳其消息人士称，录音里可以清楚听见塔比吉的说话声。
面对指控，10月22日，沙特当局承认卡舒吉被谋杀，并将他的死归咎于特工的一次“流氓行动”，但其余部分语焉不详。沙特方面声称已经拘捕了18人，解除了王储两名助手的职务，同时在事件后设立了一个由王储领导的机构，改革情报部门。
更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杀戮。当日，《新曙光报》爆出新料说，被指领导暗杀卡舒吉任务的一名特工在暗杀成功后打了4次电话给穆罕默德王储办公室负责人阿萨克。该特工说：“环绕王储的圈子收紧了。”
10月23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透露称，在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杀的当天，监控录像显示，一名沙特特工曾身穿卡舒吉的衣服，从沙特领事馆后门离开。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沙特方面的解释存在“骗局”和“谎言”，不过此前他曾表示自己认为沙特的说法可信。他提到将存在制裁的可能，不过指出，停止军火售卖将会“伤害我们多于伤害他们”。
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卡舒吉的死亡表示震惊并要求沙特当局作出充分解释，并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种杀戮辩护，我们会以最强烈的措辞予以谴责。”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鉴于“当前的情况”，她将不允许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武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已威胁要取消与沙特签署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合同。
10月23日，即将召开“2018未来投资倡议大会”的沙特首都利雅得失去了曾有的光彩。越来越多的媒体与政商领袖决定不再出席，包括《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彭博社、《经济学人》在内的十几家新闻媒体宣布取消了媒体赞助。
10月17日，《华盛顿邮报》国际言论版刊登了卡舒吉最后一篇专栏文章。这篇评论在10月3日由卡舒吉的助手发来，阿提亚一直等待和卡舒吉讨论、编辑再发布，但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这是卡舒吉最后的声音——“阿拉伯政府获得了自由，继续以越来越有效的方式让媒体闭嘴。曾经有一段时间，记者们以为互联网将终结印刷媒体时代的信息审查和控制。但是依赖信息控制才得以存在的政府对于互联网的封堵更加粗暴。他们逮捕了记者，并向广告商施压，影响特定传媒机构的收入。”
“阿拉伯世界正在面临一道属于他们自己的‘铁幕’，只不过铁幕并非来自于外界力量，而是来自于追求集权的国内势力。”
他的声音消失了，但是讨论他的声音远未结束。有人认为他加入过穆斯林兄弟会且曾与奥萨姆·本·拉登过从甚密，认为他过于“神秘，甚至可能是坏人”。
针对这些质疑，CNN国家安全分析师彼得·贝尔根称，在2005年，他为了写作一本关于本·拉登的书，采访了卡舒吉。在“9·11”事件发生后，他成为阿拉伯世界对基地组织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要确保我们的孩子永远不会受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位朋友在推特上发布了在他遇害前不久接受采访的视频。视频里，卡舒吉蓄着灰白的短须，穿着褐色西装，正襟危坐，用阿拉伯语谈论自己的家庭时，突然一只花狸猫跳到他的腿上。这位白胡子大汉显然被这个不速之客吓了一跳，但随即毫无芥蒂地哈哈大笑，直到猫被工作人员抱走。他们希望用这段视频证明，卡舒吉就是这么一个善良而谦逊、对各种想法和观点都充满好奇的好玩的老头儿。
“在杀死他时，他们杀死的不止一个人。”塞勒姆说，“他们扼杀了阿拉伯媒体和社会本可以达到的愿景。”
在确认卡舒吉被杀的事实后，阿提亚一直有一个想法——学习阿拉伯语，来纪念卡舒吉。“我仍然无法接受一个写作者以这种方式被迫沉默。”她说，“虽然凶手已经夺走了他的生命，但他们永远无法扼杀他的发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