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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菊终于决定退守了。这个身高1.39米的“凶女人”被苦难攻击了55个年头，今年2月倒在了自己的菜摊上。
病魔选择在盲肠下手，她开了刀，捡回一条命。
病床上，她将菜摊委托给弟弟陈洽明，陈洽明又将它交给自己的儿子经营。在宝岛台湾的台东中央市场，数以千计的菜摊里，这个摊位销售的菜品并不算多，面积也不大。但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超过1000万新台币的款项被陈树菊捐到需要的人手上。
2010年3月，陈树菊和姚明、成龙等48人，一起登上了《福布斯》杂志“亚太慈善英雄人物”排行榜。同年5月，在导演李安的推荐下，她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名人物”，列第八位，在她之后是众多为人熟知的名字：奥巴马、克林顿、乔布斯……
要让陈树菊记住这些人名，可比准确报出蔬菜的名称和价格困难多了。她对生活的多数见闻，来自于13岁时从母亲手里接管的六口人的吃喝拉撒，相伴而来的，还有母亲去世的噩耗和童年的终结。
因不能在短时间内凑齐5000新台币的手术保证金，陈树菊的母亲被医院拒绝进行剖腹产，贫穷最终将这个靠帮人洗衣养活子女的母亲挡在了生门之外，并告诉她仍存活于世的亲人“有钱才能保命”的生存逻辑。当时陈树菊刚刚小学毕业，她和她的家庭已经没有任何和生活讨价还价的筹码。
陈树菊立誓要“拼命地赚钱”，每天凌晨4点，她跟着父亲去批发蔬菜，然后运到菜市场叫卖。
她个子太矮，至今都能穿小学校服，肩上斜挎包的束带已经被她收到了最短，但走起来仍旧会蹭到裤腿。中午，陈树菊会吃上她一天内唯一的一顿饭——清一色的酱油拌饭。
卖菜赚钱成了陈树菊抵御厄运的手段。在陈树菊19岁时，三弟因营养不良患病而亡。在自传里，陈树菊说当时感觉“生活像卡车一样撞向我”。三弟所在小学的师生们自发为他捐赠了部分治疗费用，陈树菊说“这在我心中播下了‘善’的种子”。后来，她向这所小学捐赠了500万新台币，用以设立助学金、修建图书馆等。
学校的老师第一次前来协商捐款事宜时，陈树菊向他伸出5个手指。对方一度认为陈树菊慷慨地捐出5万新台币，事实上他眼前的菜贩给出的金额要多出两个零。按照当时台东菜摊三包蔬菜50新台币的打折价格，陈树菊至少需要卖完30万包蔬菜。打包每份蔬菜大约需要花费2分钟，完成30万包则需要1万个小时。
父亲去世后，陈树菊以父亲的名义捐赠了100万新台币。这是父亲全部的积蓄，这位生前视财如命的父亲，在一次被骗经历后将它悉数交给了陈树菊。
“钱在不需要的人手里，只不过是一个数字而已。”至少相比受捐人，陈树菊认为自己是属于“不需要钱”的人，她和苦难的这场博弈，自始至终，她都未将筹码放到自己的手里。
陈树菊一直认为她“无法对自己好”，也无数次将生活苦难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贫穷，这种心理在二弟因车祸身亡后更加强烈起来。“去世的家人们都那么可怜，自己却那么享受”，她自认为是一个活在忏悔里的人。
丧弟之痛后，她更加拼命地赚钱，将收摊时间从中午延迟至晚上。为了能在第二天凌晨一点强迫自己起床，她睡在家里的地板上，后来因为身体酸痛又改睡在长条凳上。以至于后来在友人劝说去做中医针灸治疗的时候，医生震惊地说她体内寒气吓死人，“针扎一下，咻咻地往外跑”。但陈树菊并不惧怕疾病带来的死亡威胁，生命的告别对她而言并非新鲜事，“我经常梦到妈妈和弟弟，也并不苛求还能活多久，我已经尽最大的能力把一家人养活大了，这辈子也够了。”她在自传里这样说道。
苦难当然并不只会挑陈树菊一人下手，生活的悲欢离合在她的菜摊上是相通的。有遭受诈骗的年轻人向她借钱充饥，也有痛失丈夫的妻子借钱治丧。陈树菊“不想让别人因为贫困而经历与自己相似的苦难”，对于见到或听到的悲惨遭遇，她选择施以援手。
一位在菜摊上遇到的美国人曾提出要免费帮助陈树菊治病。陈树菊并不敢相信顾客会向一个菜贩给予这样的帮助。后来深入了解后，她发现对方是一家儿童福利院的负责人，致力于帮助小儿麻痹症儿童，收容遭受家庭变故、缺少照顾的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接触以后，陈树菊决定帮助这些儿童。一天捐100新台币，就可以照顾3个小朋友。
陈树菊自己一天所有的开销连100新台币都不到，她强迫自己不去想，每天把钱放到小铁罐里。久而久之这成了一种习惯。
此后她又从朋友那里借了100万新台币捐给阿尼色弗儿童福利院，因为自己原有的100万新台币被菜市场的负责人卷走了。
2010年，《时代》杂志公布“全球最具影响力百名人物”榜单后，陈树菊因为“自己走了无人照看菜摊”而拒绝领奖。后来在家人和别人的劝促下，她终于决定前往纽约领奖。出行之前，她特意在台东买了一身莲藕色外套，配了自己的廉价牛仔裤和白色球鞋。
在走红毯时，她因为脊椎侧弯、静脉曲张、蜂窝性组织炎等毛病，走起来一瘸一拐。前一天晚上，她依旧睡到了酒店地板上，次日还让人带着她去附近的菜市场转了一圈。
实习生 王子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