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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我并非要表达一种道德优越感，作为博士生群体中的一员，我也同样面临发表2篇C刊（即人文社科期刊中的南大核心期刊）的压力。断断续续给众多期刊投稿一年多，没有收到任何录用通知，要么很快被退稿，要么一直杳无音讯，这种隐隐的焦虑，从入学那天起一直伴随。
我注意到，《中国青年报》青年之声3月29日《读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一文中，受访的博士生几乎大都在“诉苦”。其实，现实中身边也不乏类似的抱怨，“很多教授都做不到，凭什么让我们发C刊？”“有些期刊根本不收博士生的文章，第一作者都要教授。”“编辑连看都不看，直接退稿了。”“有期刊投了一年了，没有任何回复，就这样拖着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审稿，难道都给‘关系稿’留着版面吗？”……说起发论文，博士生们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几乎都对当前的评价标准感到不满，当然，一些抱怨中也夹杂着个人偏见、情绪化表达。
当下，高校对博士毕业发表C刊论文的要求并未达成一致，少数高校虽然取消了发表C刊的要求，但大部分高校在岗位招聘时依然看重C刊的发表数量，鉴于不少文科博士生就业首选仍然是高校，“C刊发文”终究是无法逃避的“大山”，仅有一篇毕业论文，根本没有竞争力。
有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博士预计毕业人数是16.9万人，最后毕业人数是5.8万人，未正常毕业率高达65.7%，而2016年博士未正常毕业率则是66%。博士扩招，文科C刊版面有限，高校教师职称晋升也有发论文的刚需，僧多粥少，水涨船高，在读博士延期毕业已是常态。
事实上，当前单一的学术评价标准也屡遭学术界诟病。文科的学术成果究竟该如何评价才算完全合理，已背离初衷的评价方式又该如何逆转，说起来虽然头头是道，但实施起来也并不能保证完全“不走样”。
我以为，即使高校调整“游戏规则”，采取多元评价方式，也并不代表就会降低标准，任何设定的“杠杠”都会成为部分人的“拦路虎”，大家“混一混”都能乐乐呵呵、轻轻松松毕业的话，无异于自杀式地“戕害”博士教育质量。
然而，抱怨多了，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问题。平心而论，资源竞争从参加高考时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教育金字塔最顶层——博士阶段，竞争强烈加剧更是一种必然，优胜劣汰、生存竞争是常理，现实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如愿以偿。据了解，在欧美一些国家，博士毕业的难度甚至比国内还要大，与国内高校只看结果相比，国外高校更注重过程考核，不仅在读年限长，淘汰率也很高，这种压力直接导致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
也要看到，再恶劣的竞争环境，总有人能把“游戏规则”玩转在股掌之间，文科专业中，硕士生在C刊发表论文的不是没有，理工科更不乏“牛人”。当然，这样的人仅属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不是天资聪颖，也没有敏锐的学术感知力，要想在学术资源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只能靠比其他人多“吃苦”，靠加倍努力来补偿。
上学期，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抱怨，他一个就读博三的学生回校见他，谈及毕业论文进展情况、所提出的问题等，几乎没有任何长进，和上次见面差不多，这让他对这个学生感到失望，离校这段时间根本没认真看书，延期毕业成定局。
按照一些文科专业的培养安排，第一年前两个学期修学分上课，第三学期在毕业论文开题后，就开始“放羊”了，有的出国参加项目交流，有的回去兼职，还有的待在学校，大家各忙各的，不会像有的工科那样，天天还要打卡，在实验室待着，甚至有“老板”监督、给导师打工，博士最长修读年限是7年，文科专业可支配的时间相对宽裕。
其实，每个专业都有按期、延期甚至无法毕业等多种情况，能不能早些毕业，个人专业素养、自我约束力、努力程度、导师的能力和责任心等都是影响因素。困难面前，总有人会放松自己、败下阵来，也总有人对自己严格要求、迎难而上。
我认识两位工科专业的博士朋友，今年都能按期毕业，他们都有家庭和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在职的，平时还要平衡工作和外地读博的关系，问及小论文发表情况，他们都已发表超出学校要求的数量。当然，专业不同，并不具备可比性，但他们专业的竞争恐怕并不比我们轻松多少，发表论文的数量也能说明一个人的努力程度。
“诉苦”算是一种求得关注和心理上的宣泄，然而，他人若没经历过，对于读博的“苦闷”也根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要知道，没人在乎你背后的努力和痛苦，人们只会关注你成功与否的结局。博士群体中有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面对压力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方式也不同。作为成年人，既然选择了读博，就要做好充分地心理准备，积极面对残酷竞争，与其多“诉苦”，不如多“吃苦”，早作规划，努力付出。
胡波（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