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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区青年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1931年7月14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在写给共青团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提到：“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得到伟大的光荣的胜利，这种胜利的获得，与青年有莫大的关系”。
这场战争吸引了90%以上的劳动青年冲锋火线、守护后方。苏区各级共青团组织始终和青年一样以尖兵的姿态站在革命斗争的前沿。
1932年1月15日，晨雾渐散，在红都瑞金叶坪乡，刚刚开过“一苏大会”的会场上又挂起了“苏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横幅，会场内外插满旗帜，热闹非常。来自苏区各省、县的200余名代表安静地坐在会场木凳上，时任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介绍会议宗旨：要发动广大青年群众坚决投入革命战争，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
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团的建设问题”“团在工会运动中任务”“红军中的青年工作问题”“苏区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问题”“共产儿童运动问题”等一系列决议，明确了苏区共青团建设的方向和任务，也为动员千百万青年投入革命战争吹响了号角。
在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下肖村，一处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杨氏私宅还保留着初建时的样貌。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这座建筑，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修缮，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33年1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白区共青团工作遭到很大损失，团中央从上海撤至此地。同年4月，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从叶坪迁驻此地。两者合并为少共中央局，是全国共青团最高领导机关。
走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共)中央局旧址，就开启了一段苏区青年团的历史。
“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广大团员青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是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讲解员刘明娟介绍说。
苏区时期，共青团组织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是红军可靠的后备军。他们在苏区各道路设立了三里一哨、五里一站的关卡网络，同时还担任送信、查路条、听口号等任务。在江西省瑞金市《中央革命根据地共青团史》陈列馆里，有一幅油画形象反映了这一防卫工作的严格。画中，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被几个“红小鬼”拦住，要看路条才肯放行。
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下，苏区条件异常艰苦。为了让红军战士吃饱饭、打胜仗，共青团积极动员团员和少先队员加紧生产，从多种一棵菜、一升豆和一斗粮开始。
白天，敌机常来骚扰，团员和少先队员担任对空瞭望。敌机一来，一声号令通知大家隐蔽起来，敌机一走，拿起工具继续生产。后来，敌机骚扰频繁，又组织夜间生产。
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苏区与白区间货物买卖，油盐、布匹、医药等一时在苏区没了供应，军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团员和少先队员通过各种途径潜入敌占区购买食盐，还积极寻找能熬制硝盐的灰土。有的半夜翻山越岭，从僻径小路把盐挑回；有的把盐藏在竹筒里，泅水潜渡；有的以婚丧嫁娶走亲戚等借口，夹带食盐；有的用棉衣浸透盐水，回来再熬成盐等办法解决苏区缺盐的困难；有的途中遭遇敌人伏击和追捕，献出了生命。
“少先队员们把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粮食和盐，又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地送到红军手里，而他们自己在开展节约粮、盐竞赛的号召下，每人每天只吃三四两粮食”。曾任中央苏区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的张爱萍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团员、少先队员仍然朝气蓬勃，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革命形势发展，根据地青年大批参军，优抚红军家属，成了共青团的经常性工作。少共中央局效仿苏联，号召各级团组织，带领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发起“共产主义青年团星期六”活动。
一到星期六或节假日，在苏区，到处可见一群群举着红旗、拿着各种劳动工具的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无偿为红军家属耕种，为红军运军粮、挖战壕、送枪械、缝制军衣军鞋和修补衣被。
有党史专家分析，星期六活动，消除了前方红军战士留恋家乡、挂念亲人的顾虑，增强了后方青年参军的决心，为扩红、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扩红”是苏区党政军民的头等大事，也成为共青团的中心任务。早在1931年6月，团鄂豫皖分局就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加强动员少先队员到红军中去，把红军剩余的枪枝都托起来”，争取“多一支枪到前线去”。
为了完成“扩红”任务，各级团组织运用宣传鼓动兼教育的方式积极动员苏区广大团员青年自愿参军，同时开展支部与支部、区委与区委、县委与县委的竞赛，掀起踊跃参军的热潮。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31年8月底前的3个月内，就有5000余名青年参加正规红军，不仅在数量上超额完成了团中央分局下达的“扩红”任务，由于注重在“政治上、成份上、身体的选择”，还较好地保证了战士的质量。
1933年夏，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失败，开始筹划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少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发出号召：“须要完成创建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因此创造少共国际师成了最迫切的任务”。
瑞金、兴国、宁都、长汀等县的团员青年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仅两个多月，就有1万多名团员青年报名参加少共国际师，苏区大地一时间纷纷出现“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
少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青年实话》曾刊登这样一则故事：肖桂香是江西胜利县河田飞狗头村支部的团员，当团支部开会讨论“扩红”工作时，她发表意见，要主动鼓励丈夫参军，来帮助扩大红军。结果两天内，她就发动了自己丈夫及邻村11名男青年主动参军。这篇女共青团员送郎当红军的报道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的参军热潮。
时任少共中央局书记的何克全(凯丰)看着各地团组织在“扩红”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挥笔写下《少共国际师的出现》一文，赞道：“整个团支部加入红军是青年团的第一创举，整连整团的少先队加入红军也是青年团的第一创举。”
1933年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赣州市宁都县跑马场正式成立。6700名少年先锋队员手持土枪、梭镖和大刀，排着整齐的队列，光荣加入红军。
1933年9月3日，是第19个国际青年节，经过一段时间紧张训练的少共国际师在成立地举行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周恩来代表中革军委发来贺电。全师官兵高唱《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开赴前线。
这支最年轻的红军部队，战士平均年龄只有18岁，最小的14岁，师、团指挥员也不超过30岁。他们最初的主要装备是土枪和梭镖。红三军团在福建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师，支援了一批缴获的枪支弹药后，这个师才真正拥有了正规的武器装备。
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少共国际师在反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少共国际师奉命开赴黎川前线，配合红三、五军团投入战斗。在闽北拿口镇，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敌500余名。初次参战即打了胜仗，年轻的部队士气高昂，朱德、周恩来和杨尚昆专门致电祝贺，称赞他们这次战斗是“铁拳初试”。
团村战役，是少共国际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打的最艰苦的一仗。这场战斗从早晨7点一直持续到黄昏，异常激烈。1933年12月，国民党第三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在黎川县东南的团村发动进攻。少共国际师和红3师一部从左翼钳击敌人。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和师长吴高群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沿指挥。
傍晚，战斗将要结束时，敌人飞机向红军阵地疯狂轰炸、扫射，吴高群正在指挥所旁的一棵大树下观察敌情。忽然，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吴高群头部和腰部七八处负伤，流血不止。当队友将其抬至绑带所时，已无法救冶。这位年仅23岁的青年指挥员只说了一句话就牺牲了：“共产主义事业要靠同志们完成，请同志们为我们少共国际师争光！为我报仇！”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造成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腹地受敌。1934年9月26日起，少共国际师与红三军团等部队一起，在石城北部构筑了三道防线，顽强抵抗北线敌人主力的疯狂进攻，分别在大脑寨、驿前等战斗中大量杀伤了敌人。石城阻击战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并取得胜利的战斗，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少共国际师在石城补充新兵2000名后，从于都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少共中央局领导和工作人员何克全（凯丰）、王盛荣、刘英、胡耀邦、赖大超、兰升才、廖似光、肖月华、王泉媛编入军委第二野战纵队，随中央红军长征。隶属于红五军团的少共国际师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重要任务，几乎天天处于激烈的战斗中，但他们情绪饱满，每次都出色地完成掩护任务，保卫军委纵队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一连四道封锁线。
湘江战役，作为右翼红一军团的后卫，少共国际师在“两河-鲁塘圩-土桥-屏山渡”一线构筑防线，阻击来自全州县城的湘军。密集的炮火下，掩护作战非常困难。经过数天战斗，少共国际师以极大的牺牲完成了掩护主力突破湘江的任务。遵义会议后，因减员严重，少共国际师被取消番号，并入红一军团。至此，这支由共青团员为主的年轻部队走完了短暂却光荣的战斗历程。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陈卓琼 记者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