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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家乡在哪里。
在新出版的地图上寻找，我是北川人。从情感上讲，我又是安县人。我究竟属于哪里？我去探究，却更加觉得割裂，用陕西话说，木乱。
我是北川人。
北，是在四川北部，川，是缘着三条河流。我对北川是陌生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怎样说起那个地方呢？我的家就在那里。那古老又崭新、遥远又贴近的人群，他们藏在四川盆地边缘随意拱起的重重山峦间，沐浴在辣椒与花椒的芳香四溢中。羌人、藏人，大禹、羊神，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民族，我并不熟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北川人，是在2008年地震之后，新的行政区划出来，我就在一夜之间改了家乡。
我是安县人。
小时候，父亲在安县桑枣镇，母亲在安县黄土镇，我在两镇都有不长不短的居住史。小学以后，父母携我定居安昌镇。这里是安县的县城所在地，迁入之后，我的户口成了县城人。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户口本，是一家安身立命的根本，是我们在这座小镇的根。
2002年，县城迁移到了地势更为平坦的花荄镇。安昌，这个有50多年城关史的场镇，慢慢被边缘化，年轻人陆续离开，留下的人都有了些年纪。和这座城一样，与世无争，喝茶麻将，如安昌河一样无所事事地流淌。2016年，安县升级为绵阳安州区，一个更加陌生的名词。
多年后回忆当初，不得不承认，当时主导县城搬迁的父母官，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高瞻远瞩。大地震中，安县和北川都成为极重灾区，花荄因为一马平川，幸免于难。而北川的县城，在群山包围之中被包了饺子——两座大山彻底坍塌，把大半的北川县城永远掩埋在黑暗当中。
大地震到来的时候，我在西安读研，隔了千里的路程，仍然感觉地动山摇。起初，我并没有在意。我的镇定和北方同学的惊慌失措对比鲜明。在龙门山断裂带，地震司空见惯。上课震，下课震，看电视震，做作业震。断裂带的人对待地震的态度，是有几分轻慢和戏谑的。地震，就像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没人会把它的吓唬当真。
谁会想到，大自然真正发怒的时候，威力会如此巨大？
当时接通电话的幸运儿，从全国各地得到了信息，潮水一般涌入我的耳朵，震中在四川，震中在汶川……地震7.8级。
我慌了，手指头哆嗦着，打开手机通讯录，凡是绵阳的号码，一个一个拨打。竟然没有一个接通。
事后我才知道，地震发生后，基站被摧毁，电话信号中断，外面的电话打不进去，里面的电话打不出来。震区，成了一座孤岛。
连续不断拨了一下午，直到手指头发麻，却一无所获。心越来越下沉，沉到幽深的谷底。脑子里，无数画面飘过。在农村搞养殖的父母怎么办？独居的外婆怎么办？我恨不得马上就飞起，回到老家看看。又怪罪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么远的地方上学，一旦有事，竟回不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喂。这头的我和那头的她同样诧异，我的舌头像是僵硬了，到嘴边的话似乎凝固。那头喂喂了好几声，我才反应过来。我颤抖着问，你是哪里？
那头说，我是绵阳市文联。
那时候我已经在网上连载小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和绵阳市文联的王老师见过一面，留了他的手机和固定电话。刚才没头脑地一通拨打，竟然接通了王老师一年前留给我的座机。
王老师应声而来，声音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接到外界讯息的激动。他说，绵阳震得凶，他们都吓惨了。
事后，我才知道，地震后，王老师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我打来的，而我拨通的第一个电话也是他的。我至今也想不明白，通信中断的情况下，这个电话是怎样奇迹般接通的。
我不知道的是，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在疯狂拨打我的手机。地震到来时，母亲在农田里锄草，瞬间地动山摇，她双手抱树才能站稳，看到自家的院墙塌了，分不清恐惧还是可惜，眼泪唰地流下来。父亲骑着摩托车，原本打算去谈一笔生意，突然，车子变成一艘飘忽不定的小船，道路两旁的房子积木一般塌陷。惊魂未定的父亲一脚油门又开回家，与母亲会合以后，就牵挂我——他们独生女的安危。
外公去世以后，外婆一个人独居在黄土镇两层高的楼房里。地震发生时，外婆正在二楼看电视，突然感觉房子在晃动，以为邻居盖房子。我暴躁的外婆挪动并不灵活的腿，怒气冲冲走到院子里。甫一站定，二楼便塌下来，预制板卷着铝合金窗户噗啦一下闪到她的面前，哗啦啦碎了一地。外婆被吓坏了。60多岁的她，经历过战争、饥荒，却从未见过如此的凶险，她瘫在地上。
我暑假回去，距离地震已经过了3个月。其间，我无数次央求父母，我要回家看看，总是被他们断然拒绝。他们说，你回来干啥，家里一切都好。他们用一切理由拒绝我——期末考试、天气太热、住宿不便，我家一位亲戚，在酷热的帐篷里得了黄疸性肝炎。母亲甚至抱怨我说，你回来，除了添麻烦，什么都做不了。直到我自己也当了母亲才知道，并不是不想我回，而是怕不安全。余震不断，路途遥远，中间还横贯秦岭，除了火车之外，还需要倒汽车。在父母的心中，孩子，是比自己生命更珍贵的东西。
直到暑假，我才被允许回去。那是怎样的情景啊。部队的救援到来以后，外婆央求他们上二楼，抱下家里值钱的电器和衣物。外婆睡在屋前的窝棚里，堆满了家当，苦苦守着房子的残垣，寸步不离。我和父母，睡在帐篷里，像警惕的兔子，仔细倾听来自远方的异响。大地像是要把人类赶尽杀绝。伴随地震而来的还有暴虐的天气，雨季很快到来。
那是一个奇怪的夏天，每晚的午夜时分，雨滴敲击薄薄的帐篷，噼里啪啦，密密麻麻，像是有人用鞭子在彻夜抽打。被子阴湿，人裹着衣服在床上簌簌发抖。雨水渗进用砖头压住的帐篷缝，顷刻便成了河，与棚外连成海，拖鞋在水面游曳不定。据说，北川一个安置点的人，逃过了地震，却没有逃过肆虐的泥石流。
那年夏天，父亲骑摩托车载着我，第一次奔赴震后的北川县城。道路卷曲成了麻花，高山上的泥土和石头不断滑落，在地面形成一个又一个土堆。安昌河改变了它一贯的轻言细语，变得凶狠狂暴。黄浪滚滚，卷着上游的泥沙呼啸而去。
其时，搜救早已结束，只留狼藉遍地。北川中学的遗址上，裸露的钢筋像是一根根变形的手指，无力地指向天空。空气中，充斥着漂白粉和消毒水刺鼻的味道。让人震撼的，除了以各种诡异姿势扭曲的建筑物外，还有堆砌的零食玩具。它们或被胡乱堆放在地上，或被小心塞在桌肚里，等待着小主人在另一个世界享用。
我在瓦砾堆上搜索，心绪复杂迷茫，不知道是要找什么，像是仔细翻阅一本厚重又悲伤的书。这里，每一块砖头，每一根钢筋，都被悉数搜索过，摸索过，不会漏过任何可能生还的生命。在砖缝里，我找到了两本北川中学教案本，朴素的牛皮纸上，印着血红的字，跟我老师使用过的一模一样，此刻特别刺眼。3个月了，历经暴雨、泥石流，漂白粉和消毒水的冲刷，又被八月的艳阳暴晒，干了湿湿了干，如同皱皱巴巴的咸菜，竟然还在这里。他们的主人呢？我不敢想。
“北川已经没有了。”望乡台上哭泣的人说。这意味着，北川县城已经无法原址重建。按照规划，原属安县的三镇六村，共215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北川，其中，就包括我的家乡安昌。安县和北川，像是一对邻居，更像一双兄弟，赴北川的必经之路就在安昌，我曾经就读过的初中，则是救援指挥部所在地。地震后，我的家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汹涌人流，来自全世界的目光关注着这里，灾区的一举一动被聚焦在镁光灯下。
自从成为北川人之后，我突然就有些蒙。好像是突然被过继到邻居家的孩子，熟悉又陌生。更加惶恐的是内心。安县和北川都属于地震极重灾区，但是显而易见，北川因为更惨烈的灾情而成为全世界关怀的焦点，或者说，更加有名。顶着北川人三个字，走到哪里，报出家乡，都有无数双或关切或好奇的眼光注意着我，如芒在背、如坐针毡。面对不解的人群，很难去解释震前震后的行政划分，也在怀疑有解释的必要吗。两地都是一同受灾一同流血的难兄难弟，谁也不比谁好过。
毕业后，我在西安工作、生活。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家乡在北川，安县又变成安州区，愈发没有归属感。为了方便，我告诉他们，我是安昌人。安昌镇的名字来自安昌河，河水流淌了千年，名字该不会变了吧。
12年过去，地震逐渐被淡忘，当年的灾区群众获得了新生，就在我逐渐适应自己是一个北川人、勇敢地在各种场合提及自己的家乡时，2019年年底，安昌镇被撤销，并入永昌镇管辖。我成了永昌人。
我的故乡，再一次被一个新名词所取代。
我又一次失去了故乡。
我还记得20年前的安昌，树木茂盛，空气清新。高大的梧桐把夏日的朝阳挡在门外。我和同学在黄家吃米粉，总有那么几缕阳光不安分地从树叶的缝隙中探出脑袋，在彼此脸上勾勒出一道毛绒绒的金边。人们裹着棉袄，脚底生着火盆，手指冻得像萝卜，不妨碍搓麻将的壮志豪情。浩浩荡荡的麻将桌摆满了一整条滨河路。那时候的川西北小镇安昌，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平安昌盛。
平静、安逸甚至随性的生活，被致命的几秒钟颠覆。
日暮乡关何处是？我有时候问自己。
我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安昌河永不停歇，地图上的小点仍然存在。米粉店还是热气蒸腾，文化广场继续人声鼎沸。
而我的家乡安昌，永远地留在了历史里。
王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