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她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小弄堂里，一家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小时候一位远亲戚让女儿带了点钱来上海看看她们一家。但亲戚的女儿一来，就对弄堂的脏乱吃了一惊，慌忙把装有钱的信封塞进了门缝里，没有敲门就匆匆离开。
——她怕她的妈妈。9岁的时候和一个同学相约周末一起坐公交车去玩。回家后反复措辞，直到要去的当天还是不敢和妈妈提。于是她的同学那天在公交车站白白等了她一整天。从此再也不和她说话。
——她学习成绩一向优秀，但是从小高度近视。她的母亲认为再接着读书就会“眼瞎”，所以不让她报考高中，没经过她同意，帮她报了幼儿师范的中专学校。
——去幼专报到的第一天，她的舅舅骄傲地对她说：“太好了，你是我们三代人里第一个‘大学生’了。”
——她怨恨母亲替她做的这个决定，拒绝了毕业后的分配，尝试自考，两次都失败了。面对自己人生的缺憾，她选择结婚，当时她20岁。
——她21岁生了儿子。
——她的丈夫有一天和她说：“楼下摊煎饼的人都是立志要开连锁店的。”她明白这是在说她对人生毫无志向。她一边照顾着怀里啼哭不停的婴儿，一边重新复习。这次她考上了。
——她瞒着丈夫自己出门找工作，才知道自考文凭在求职市场用处不大。
——她二十几岁突然没了父亲。
——她给她的儿子写了一封又一封长信，说了很多期望，记录了很多溺爱的瞬间。可是，她的儿子总觉得过于尴尬，从来不读。
——她的母亲晚年重度抑郁症，瘫痪，接下来的十几年，几乎每个半夜都会唤她起来扶自己上马桶。
——她终于又考上了全日制的大学。
——毕业后，她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公立学校的英语教师。
——她给她的学生们写信，几年后出版成了一本书，虽然没有太多人会去读。
——她丈夫辞职，借钱办了工厂。失败了，欠了不少钱。他们失去了自己在郊区的房子。他们又挤回了她母亲的小房子。
——她向来允许她的儿子和她争吵。如果是她错了，她的儿子会要求她做出平等的道歉。有一次当着不熟的亲戚的面，她被儿子要求：承认是因为自己曾经说过在家里可以把用过的牙签插回果盘里，儿子才会当着客人的面失礼。她在儿子的反复强烈要求下这么做了；客人愕然，有足足一分钟，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脸红得像那天果盘里的西瓜。
——她曾经和好朋友一起合编一本教材。当她拿到署有她名字的样书时，自豪的感受无以言表，以至于几个月里逢人就会聊起这本书。她的邻居家的小孩，在书店里发现真正出版的教材里，封面上只印了她好朋友一个人的名字。她把手上唯一一本印有她自己名字的教材送了人，也一直没去揭穿那个朋友。
——她三十几岁的时候，全家被房东要求搬出去。房东未经同意，反复以带人看房为由，夜里突然闯入他们的家里。这是她至今都没有忘记的场景，回忆起还会不由地流泪：“我那时想，我们家好歹也是知识分子吧。”
——36岁的时候，她拥有了像样的住房，是她跑遍上海郊区才“捡”到的一套能勉强买得起的。
——38岁的时候，丈夫的姐姐和弟弟把她婆婆安置在她儿子的房间里，把她的儿子安排在了20公里外婆婆的房子里。她知道这是儿子想要的独立生活，所以接受了。
——她给她儿子买了点新家具运到了房子里。她儿子认为这是她一如既往的入侵，连续几个礼拜都拒绝和她说话；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高烧不止。
——她39岁的时候，在儿子的强烈要求下，才开始舍得给自己消费超过200块的东西。
——她41岁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拥有朋友。
——她现在每天都会接到她儿子给她打的电话。
——她看不懂儿子写的诗歌。
——她还是给学生买小礼物，写长信。她花了两个小时挑选的娃娃，过时得像是30年前的小女孩才会喜欢的。
——她是学校的中层干部，在2020年疫情期间主动要求去中考考场值班。
——她还是成天担心。如果儿子因为工作太忙几个小时没有回复她的消息，她会心急如焚。她总是担心是儿子心情不好，在外面受了委屈。
……
——她，是我的母亲。
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想：居然能有那么多链接着身份的破折号，像绳索一样，纠缠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有些看起来毫无关系，有些甚至相互抵触。而她总是设法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每天以“比昨天更体面一点”的方式继续下去，突破生活企图附加的道道重围。
那么，或许这些破折号都毫不重要。她是女儿、妻子、儿媳、教师和母亲；正是因此，她便从来就不仅仅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谁的儿媳、谁的老师和谁的母亲。况且生活继续且从未终止，她还有那么多未知的身份要去经历……
那么，真正具有含义的诠释只有一句。可这又是多么简单，伟大，而沉重的陈述啊！
——她，是一位女性。
吴任几（2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