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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3月09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梁晓声: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3月09日   11 版)

    梁晓声

    我理解作家是写“他者”,不是写自己的,不需要用文学来炫耀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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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大千世界中,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能与命运和解?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梁晓声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中,借助书中几位女性发出的疑问。这也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新长篇,写的依然是平民的人间正道。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命运不可违拗,但人的奋斗仍有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从写知青小说开始,梁晓声就是行动派、奋斗派,也是冷静派。他总是在小说中写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最伟岸的身影。他说:“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梁晓声说,作家永远写的是“他者”,于是也就成了时代的书记员。年过七旬的他正在有准备地退场,他的笔下已经记录了一个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你写一个80后女性的成长故事,为什么选择用第一人称?会不会有性别和年龄带来的“代沟”?

    梁晓声:我经常用第一人称写作,像之前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我是对人生的写作,第一人称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问题。

    《我和我的命》不是传记也不是报告文学,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要虚构这样一个女性,无非就是用“她”,或者用“我”。用“我”,在叙事上可能更走心、更有代入感。所以这完全是一个经验上、或者说技术性的选择。

    当然,写作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如果用“她”,对心理描写可能会自如一些,我就可以像一个讲解员一样去描写一个虚构人物;用“我”,就要考虑一个80后女性的语感,如果读者看出别扭,那就是我没写好。

    中青报·中青网:那为什么选择80后这个年龄段?

    梁晓声:之前,一个青年大学毕业后就是社会稀缺人才,但到了80后大学毕业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那个年代都已经是“愤青”了,对于那些出身强于别人、还拥有优渥资源的同代人,有一种忿忿不平。而现在的80后不仅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还有更大的收入差距、生活品质差距,直面这些差距,还在继续努力工作,我挺佩服这些年轻人的。

    中青报·中青网:当下女性话题颇受关注,你是否认为女性的性别,让她们在现实中更加艰难?

    梁晓声:古今中外,我觉得女性都可能更艰难一些。比如我小时候,大部分母亲们是不上班的,在家里“持家”,这份担子不轻。当时普通家庭里的父辈工资都少,每一个母亲都要学会精打细算,还要抚养老人和儿女。甚至在我看来,女性肩负着社会不坍塌下来的支柱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从写“知青小说”到现在,你在作品中对女性有什么一以贯之的态度?

    梁晓声: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建筑工人,先在东北的“小三线”,后来又到了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从小我就看到了母亲们的不容易。我没有写过太不好的女性形象,可能和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从前女性不上班,这导致她的家庭地位一直低于男性,从内心可能会生出一种自我矮化,所以我对中国的女性是既同情又尊敬。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我和我的命》中提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有“三命”,那我们是否会受制于这种“关系”和“命”?比如书中提到的“老家亲戚”带来的一些烦扰。

    梁晓声:父母、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出生于什么家庭、有哪些亲戚,是男是女、样貌如何……这些无从选择,能选择的是对这些没得选的“社会关系之和”的态度。

    态度可以分为几种:有一种不需要你操心,你好他也好;有一种是你自身有能力去相助;还有一种是你没有能力相助。对于有其心无其力的人,我是同情的,不能让青年面临这样的重压;而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去帮助家人,我也是有敬意的。

    所以,首先还是判断你有没有能力,如果有能力,亲情扶贫也是一种责任。我们把手足间的抱团取暖当成生命的一部分,能做到会是愉快的。有的影视剧纯粹是为了激化矛盾,强调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冲突,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中青报·中青网:李敬泽说你永远在写“平民的正道”,什么是“平民的正道”?

    梁晓声:这个也可以叫做“民间的人文”。人文两个字,在庙堂是一回事,在民间是不同的一回事。首先,我们要承认民间有人文,不然我们和牛羊无异;但它又区别于知识分子的、庙堂的、权力场的人文;最重要的是,如果民间的人文垮塌了,一切就都垮塌了。在民间的人文中,“仁义”两个字非常重要。以前老百姓不识字,但如果夸一个人“仁义”,那就是至高的评价。民间靠它,树立起了人之为人。

    中青报·中青网:知青小说源于你多年的生活经历,《我和我的命》似乎和你的个人生活没有关系,在写作时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梁晓声:不是没有关系,是关系太密切了。我自己的儿子就是80后,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女儿也都是80后,他们的同学还是80后。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会看一些学生的档案,关爱一些家庭可能有困难的学生,在和他们日常接触的时候、谈起择业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些。所以,我对80后一点也不陌生。

    我并没有为这部小说特地去做什么体验,可能我有一个优势,就是对社会介入很深。我不是书斋型的作家,不是一个仅仅生活在作家圈子里的人,也不仅仅生活在文学中。我曾经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在写《我和我的命》之前,还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过劳死”的短文,所以这些都置于我对社会扫描的视野之内。

    我对作家的概念:第一,人类有一个古老的良习,就是阅读,而作家是为这一良习服务的人;第二,作家不断写形形色色的“他者”,给形形色色的“他者”看,我理解作家是写“他者”,不是写自己的,也不需要用文学来炫耀自己的才华;第三点很重要,因为你写形形色色的人,你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书记员,你总是在观察、在感受,而且你的感受是投入情感的。所以,我的写作在写什么上并没有瓶颈,只受限于自身写作的水平。

    中青报·中青网: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梁晓声:在我的同代人中,我觉得大家都写累了,我也写累了。我一直用笔写,我的颈椎病也很重,所以更多时候是想退场。但头脑中又不断会有新的题材闯入——我在克服这一点——然后还是要转身走人。可能明年你还是会看到我的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写到生命最后一刻,而是我确实在有步骤、有计划地做着离去的准备。如果再有作品出现,那是一个收尾性的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3月09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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