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周末，蒋诚（化名）回到云南省安宁市草铺镇王家滩村的“娘家”，给“妈妈”曹丽琼讲了不少自己供职的二手车市场的故事，曹丽琼听得津津有味。
20年来，曹丽琼先后养育了31个福利院的孩子。蒋诚是她抚养的昆明市儿童福利院送来的第一个寄养孩子。她很喜欢这份“全职妈妈”的工作，“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2000年10月，曹丽琼第一次听说一个全新的职业：家庭寄养。
带来这一全新概念的是昆明市儿童福利院。
福利院选中的王家滩村，距离昆明约70公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里因满山的硫矿、铁矿而繁荣热闹。后来，随着资源开采枯竭，钢铁公司撤离，王家滩渐渐沉寂宁静，曾经在矿厂工作的村民，只能在不多的田地上耕耘。
这个村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中等、民风民俗较好、有闲余的劳动力。虽然地理上福利院与寄养儿童是分离的，但寄养儿童的监护权属于福利院；福利院对农村的环境、卫生、知识水平和教育理念提供指导、监督。福利院和寄养家庭可以共同为孤残儿童制造一个有别于农村又扎根于农村社区的新环境。
这一从未听说过的工作，引起了村民们的怀疑和猜测，认为是“儿童福利院把没有依靠的孩子放到农村人家中，把抚养责任转移到村民身上”“将儿童丢弃于村里，置之不理”。
为了让村民信任儿童福利院，福利院把村民们请来，让他们亲眼看看福利院的工作、环境以及儿童在这里的生活状况，让他们了解将与他们合作的是怎样的机构。
当年46岁的廖学仙记得，“村干部说要为福利院的娃娃找父母，我们害怕有残疾的娃娃，不敢答应”。后来，村干部带他们去福利院，“让我们去抱抱那些娃娃，去了之后就不怕了。”
王家滩村党总支书记王炳能是第一批接收孤残儿童的寄养家庭，廖学仙等5家农户也加入了进来。廖学仙接收的5岁男孩腿有残疾，天天晚上疼得哭，廖学仙从山里挖来草药和着酒为他的腿消炎。两个月后，竟治好了他的腿疼病。
在镇政府的支持和村干部的带领下，更多家庭参与进来。
曹丽琼是王家滩村第二批接收寄养儿童的家庭，那年她32岁。
虽然当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但她不知道给婴儿泡奶粉的水温要控制在40°C。福利院规定儿童要吃定额定量的营养餐。煮营养餐的米要先泡半小时，再用骨头汤煮，煮到稀软时，放入切碎的蔬菜，待要起锅前，再加入新鲜肉末。
“我自己的孩子从没吃过营养餐。”曹丽琼说，过去把罐头里的肉剁一剁，拌着饭就喂给孩子吃了。
“把儿童寄养到农村家庭只是工作的开始。”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吴发顺说，虽然选中了寄养点，但村里的环境与他们的要求相去甚远：人和牲畜生活在一个院子，苍蝇蚊子乱飞，村里巷道、路上全是牛屎狗粪，一到下雨天，雨水粪水满村淌。
寄养工作开始的那些年，吴发顺和他的同事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村里，教村民整治村里的环境卫生，以及刷锅洗碗、整理房间等生活琐事，以便给寄养儿童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和卫生环境。
作为寄养儿童的监护人，福利院在为孩子们寻找寄养家庭时十分慎重：申请寄养的家庭必须是双亲，没有传染病、没有犯罪记录、无不良嗜好；家里要有厨房、卫生间以及孩子居住的卧室；通过实地审核后，将儿童与家庭人员的性别、年龄、经验、身体状况等进行配对；寄养前要对寄养父母进行儿童启蒙教育、儿童心理、生理发育、残疾儿童康复、矫正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让他们学习较为先进的保育康复理念；设立3个月适应期，3个月后进行评估，合适的家庭签订合约后会获得福利院支付给每个孩子的生活费1800元，寄养劳务费500元；建立以福利院为中心，乡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共同参与的监护网络，对寄养家庭实行百分考核制度，被扣分的寄养家庭将被扣除相应的劳务费用甚至取消寄养资格；寄养儿童生病做手术，费用全部由福利院承担；正常儿童达到入学年龄就终止寄养，接回福利院就近入学。
“农村家庭寄养不是扶贫，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孩子利益来考虑的。”吴发顺说。
有智力障碍的老斌（化名）来曹丽琼家时，只有6岁。曹丽琼教他穿衣穿鞋、洗脸刷牙。他慢慢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拿簸箕扫帚和清洗拖把、倒垃圾、给村里的奶奶送东西，扛着浇水的长勺跟着妈妈下地干活，田里砍下来的白菜，由他背回家。
曹丽琼家里还有一个13岁的女孩阿霞（化名）。阿霞是盲童，有听力，却不会说话。曹丽琼带着阿霞住一个屋，丈夫和老斌住一屋。从早到晚，曹丽琼不敢离开两个孩子，买菜都带在身边。
每天早晨7点，丈夫做好早餐便外出打零工，曹丽琼把两个孩子收拾干净，母子3人吃了早餐便到村里的儿童资源中心做康复训练和认知教育。
儿童资源中心是闲置已久的村小学校，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投资40多万元将村小改造成康复基地，修建了儿童游乐设施、篮球场。村里寄养的孩子来这里接受康复治疗、特殊儿童教育、医疗巡诊、预防接种等。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赵春仙介绍，近年来，昆明市儿童福利院收容的残疾儿童不断增加，已占收容总数的90%以上，这些儿童残疾程度重，残疾种类多样、复杂。在10多年农村家庭寄养的经验上，福利院制定了新的寄养规划：由普通家庭寄养转向专业化家庭寄养和社区康复。
福利院在各寄养点先后分别投资数十万元，为寄养儿童新建了进行个体功能训练的儿童资源中心。福利院的医生、护士、康复师、特教老师、社工等专业人员每周到这些中心给寄养儿童看病、做康复训练，给智力和身体缺陷达不到入学条件的儿童上课、培训寄养家长康复技能等。
每天，儿童资源中心都是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福利院工作人员不在村里的时候，寄养妈妈就是老师，她们每人穿一件玫瑰红的外套，围坐在泡沫地垫上，给脑瘫患儿推拿按摩。有的孩子因不舒服而大声呻吟；有的孩子一直在笑；有的孩子眼睛看着天花板，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
老斌和阿霞很喜欢这里，老师让他们排队，阿霞会伸手摸摸左右的小朋友；今年15岁的老斌在这里学会了10多首歌、20多首古诗。
寄养妈妈的智慧是无穷的。在禄劝县杨家村，她们带着孩子们在儿童资源中心开辟了几块菜地，根据节气种植不同蔬菜，让孩子们在平常的管理中认知蔬菜瓜果；她们还在孩子中组织了一支锣鼓队，教他们跟随节奏简单地敲打锣鼓和唱歌。逢年过节，锣鼓队的表演增加了村里的节日气氛。
住在曹丽琼家隔壁的李才菊现在带着两个15岁的脑瘫患儿。他们的营养餐食材要用榨汁机打碎才能煮，孩子不会咀嚼，只能吞咽，每顿饭要花20多分钟才能喂完。她和丈夫每天要把孩子抱到椅子上，固定住，让他们坐一会儿，一天擦洗两次，防止皮肤长期受压长褥疮。孩子小时候洗澡可以放在盆里，现在大了，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个扶着，一个冲洗。
2001年以来，李才菊的家里养育了26个孩子。每个孩子的离开都是一次伤心的离别，夜里躺在床上，她的眼泪哗哗地流，几个月都想着离开的孩子，“那个滋味真难受啊”。
曹丽琼也同样一次次经历着分别的伤感。每次分别时，孩子哭，她也哭，一路追着接孩子的车小跑。
20年来，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在安宁市草铺镇、五华区厂口镇庄子村、禄劝县团街乡杨家村5个农村社区143户家庭开展了寄养工作，2000余名孤残儿童得到照料。“他们承担了福利院一半以上儿童的日常养育照料。”赵春仙说。
20年来，这些孩子有的被国内外家庭领养，有的长大后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虽然从法律上已与寄养家庭解除了关系，但大多数离开的孩子仍然把寄养家庭视为他们的娘家。
李才菊养育的第一个孩子大董（化名），是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男孩，李才菊教会了他做饭。18岁后，大董被送往昆明市社会福利院，在食堂帮忙。他常常想念妈妈，隔几天就会打电话给李才菊，问“家里的包谷收了没有”“我姐在干什么”“妈妈的脚有多大，我要给妈妈买双鞋”。
蒋诚在昆明工作后，周末只要有空都回王家滩看父母。2019年，蒋诚的男朋友和准公婆来王家滩提亲，曹丽琼摆了一桌子菜盛情招待；另一个寄养了1年多的女儿雁雁（化名）的男朋友和准公婆也来王家滩提亲。这一年，两个“女儿”结婚时，曹丽琼都准备了丰厚的彩礼。
多年前的一天，被美国家庭收养的珠珠（化名）和养父母一起回到王家滩看望寄养父母。这个已经不会说中文的女孩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她记得，家里有一对双胞胎哥哥，常常背着她在村里到处玩。
双胞胎哥哥中的杨双祥，如今已被选举担任王家滩村委会副主任。他的妈妈王丽芝从2001年以来共养育了20余个孩子。
赵春仙说：“寄养妈妈以母亲的情感来养育孩子，在寄养家庭待过的孩子，被收养后能更快地融入新家庭。”
在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业务科科长宋文萍看来，寄养不仅给孤残儿童一个完整的童年，也为社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知识、技能和信息，推进了社区、家庭环境、卫生和观念的改变。
宋文萍记得，寄养工作刚开展时，妈妈们好多字不会写，每天记录孩子的成长日记， 不知道用什么词表达。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来检查时，指出他们的错别字和病句，使她们开始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用福利院提供的绘本给孩子读故事，教孩子背诗，不断更新护理技能、营养学等养育知识，都成了妈妈们再学习的过程。
“寄养工作不仅给乡村妇女带来收入，也使她们的家庭劳动成为一种被人看见、为人所道的成绩。”宋文萍说。
这些年，曹丽琼和李才菊觉得自己被寄养工作改变很大，生活不再散漫，每天以福利院规定的孩子起居时间来安排；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裤子一定买纯棉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
她们也学会了将母亲的角色和工作慢慢分开。“孩子能在养父母家中顺利生活，就是我们的价值。”曹丽琼说，“如果不让我带孩子了，我会觉得空落落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