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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余生》，我在从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上就读完了。我知道，我真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变成一个“异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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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寒假，我第一次“回家过年”。从青岛乘坐火车到商丘，然后再转汽车回家。火车上人很多，不过我们早早通过学校订好车票，上车没有问题。下车的时候非常困难，几乎是被人挤在半空中，到了车门位置，奋力把握住方向，才成功落地。
那是我印象中最难的一次返乡之旅。转乘公共汽车后，100多公里的路竟然也花了十几个小时，到家已是晚上8点。更恐慌的是，我发现自己一口普通话，到商丘想改成河南话，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直到见了我妈，一开口自然说出了家乡话。
我还记得，那年我带了6本书回家，全都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我妈很困惑：这些书你为什么在学校里不看？来回背着书，相当于多了一份很重的“行李”。她说得没错，6本书完好如初，我在家半个月，一页都没有读过。
火车上人太多，没法读书；和同行的老乡一起聊天打牌，也比读书更有趣。长途汽车上，看书会晕车。那么回到家中呢——每天都有开心的玩耍项目，见各种亲戚朋友，学习喝酒，以至于从来没有力气打开书读上几页。
同样的错误，我犯过很多次。实际上，本科4年和硕士3年，不管寒暑假，我只要回老家就会带上好几本书，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看。每次开学，都会很懊悔，然后到下一个假期，再次尝试，然后再次徒劳而返。在学校我算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但是回到家，就完全读不进去书，这件事曾长期让我感到困惑。
2023年春节前的一段时间，我非常担心父母的身体。有一天我和他们通完电话，几分钟后就感觉身体发冷，我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四五天后身体恢复，再次给父母打电话，他们竟然和我一样，也是通完电话后身体不适，但是也已经恢复过来。
这真是奇怪的“身体感应”。我意识到父母都70多岁了，未来能够见面的机会已经不多。我马上订好车票，就像读大学一样，在家“过一个寒假”。我在家里待了十几天，他们都感到奇怪而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
和20多年前一样，这次回家，我又带了几本书回去。我记得有罗新老师的《漫长的余生》，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静悄悄的革命》，还有一本王汎森老师的论文集。这些书没有什么内在关联，而是就在书架的显眼处，顺手带走比较方便。再说，大概率又和过去一样，根本不会看，它们只是“行李”。
事实证明，这次我读书状态很好。《漫长的余生》，我在从成都到郑州的高铁上就读完了。在家看书的时候，我甚至拿起了笔，非常认真。除了阅读，我还在家写作。在阳光下的院子里打开电脑，连上Wifi，就和在城市里一样工作。
过去无论如何都没想通的问题，现在豁然开朗了：不光是父母已经老了，我的年龄也大了，在村子里没有几个能说话的人了。小时候的玩伴，会在晚上招待喝酒，但是白天显得无比漫长。带着香烟到大门外，见到邻居们散一圈烟之后，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我的世界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我在外工作，具体做什么完全不明白。我打开公众号后台，写一篇文章发送出去，可以和全国各地的读者产生联结，乡亲们却不知道那些字是如何飘散在空中的。在外20多年，我最终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即便是父母，也在这个世界之外。
他们的世界我也日渐模糊。我已经能熟练切换普通话和家乡话，接到城市来电，马上转入普通话模式。走在小时候熟悉的田野，一草一木都感到陌生，这里像一个“景区”或者“异乡”。我和父亲晚饭后会一起沿着乡村道路散步半小时，没有一点熟悉的感觉，甚至不记得自己家的“田”在哪里。不光是表面，乡村“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是“种粮大户”大规模承包种植了。
我知道，我真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变成一个“异乡人”了。面对陌生的世界，我总是能够顺利阅读，所以每次乘坐飞机，都是我阅读效率最高的时候。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渴求：突然又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问题”，等着自己去寻找答案。
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