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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是怎样的作家
柳青是民之子、地之子——这是公认的事实评价，不用多说。他深得传统典籍营养又掌握多门外语，一边向先进思想成果学习一边向生活学习，因而他更是秉持劳动者诗学的文明之子。
柳青的笔下，有新文明形态，不同于以家族礼俗为抓手的反封建主题的惯性创作。
对于农村题材小说而言，茅盾和柳青是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史人物。
在茅盾之前，居于城市的知识分子作家因对故乡的失望而批判礼教、启蒙国民，使情感上不无情绪化、审视中不乏观念化的“乡土小说”名盛一时。茅盾先生通过“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的创作实践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的理论倡导，发现并激活了“农事”这一乡村要件，还原乡村以民生的面貌和以生计为故事主线的现实感，并与风俗合一为农民的整体生活情状，从此才有了跟启蒙意图和“国民性”概念先行的“乡土小说”相区别的以劳动者形象和实景世情为核质的“乡村小说”。那段生民艰难的“农村破产”的历史实际让茅盾与叶绍钧、丁玲、叶紫等作家不约而同地一起为现代文学史贡献了“丰收成灾”主题，记录下了那个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灾难。“乡土小说”首在“立人”，“乡村小说”重视人的存活——在人与社会关系中体现农耕文明的困局和路向。
柳青是最早对新国家新社会具备了新文明感应的作家，历史背景的转换，农事、生计、农人心理又加上农村社会新的经济组织结构的建立，让柳青的文明书写有了新质。作为一名热爱并书写新文明样态的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后方战斗生活，柳青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不惜以众多人物而不是突出典型人物的方式来展现，写得宽展厚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历史背景转换了，农事、农民的心理和生活，包括新的农村组织架构，这些都被柳青敏锐地一一捕捉。柳青聚焦乡村形态变化与乡村建设任务，关注其中人与时代在演进中的新质素，从《在旷野里》到《狠透铁》到《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柳青的创作，在文学意义上达成了生活、人民、江山的高度统一，从文明的意义上达成了人与社会生产、人与历史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观照。
《在旷野里》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在旷野里》在柳青的创作史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对从革命战争年代向建设发展时期转变的社会、生态与人的文明的观察记述，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在旷野里》开启了柳青关注新中国农村社会破旧立新变革的文学之门，其基本的文明立场、人民情怀、生活态度和成功的艺术经验，不久之后的更具系统性的《创业史》的写作与之一脉相承。
《在旷野里》虽然标注“未完”，开放性结局和审美完整性已然存在，恰恰构成了一部杰作留给读者想象空间的必备特征。而且已经足可证明柳青是最早对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予以敏感捕捉并通过艺术提炼加以真切呈现的大作家。
大作家好作品对新时代文学具有怎样的参照意义
看他在哪里。
柳青有一句名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他在乡间，在生活里，柳青所言的生活是实实在在地活在农村的生活。不是路过不是来访不是旁观，他就是原上苗、山间树、水中鱼，有体感也有体恤、有凝视也有审视；他在旷野，不是小作坊不是小家业，情系民食之天、身处父老之地、心怀大道之行，有格局也有格调、有远望也有远虑。
再看他有多大。
从当时年龄上看，他不算大。写《在旷野里》的柳青属于现在标准的青年作家，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岁数要大一点，但写这些作品时他们都不到40岁。
从历史担当上看，他格局很大。对从革命战争向生产建设转型的中国，从1951年初夏开往渭河平原的火车起笔；《平凡的世界》着眼从阶级斗争向改革开放转折的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惊蛰开写。史诗的开篇征象，如此神似，仿佛再次印证了我们对路遥是柳青传人这一想象的真实依据。这种“大”，就是那种胸怀“国之大者”的大境界。
从对人和文明的认知上看，他对笔下的人物大度、对历史运行的把握有大方向。每一个人物言行都活灵活现，每一个事件场景都栩栩如生，在矛盾、难题面前，正偏选择都有其由来，小心思臭毛病都得到容留，而作品的整体气韵强劲，总是识大体通大势，对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理想，怀着热切的大愿。
柳青质朴诚恳实在的生活小说，细节好看极了。“大节”也并不含糊，回应着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内含着信仰之力、民生之念、赤子之心，由衷生成了大抒情的旋律与节奏——是关于在文化传承、人民向往中持续建造现代文明的宏大史诗。
大作家好作品——比如70年前柳青用优雅的“豆豆体”手写的这部《在旷野里》——既可助力写作进阶，也可丰富提高真善美的文明修养。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茅盾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柳青、周立波，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路遥，乡村小说大作家好作品的脉络谱系是清晰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就是对这一文脉赓续新创者的呼唤和召集。更多更好的乡村小说已在路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