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开放置于这个伟大事业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鲜明风格和重要特征。新时代青年一定要充分认识到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正是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如此兴旺发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不断加快。
——————————
邓小平同志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中央8月22日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新时代青年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相关著述并了解其生平事迹和思想,对于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境界都很有帮助。无论是从继承前辈的事业、弘扬革命精神的角度,还是从直接指导帮助现实的工作、积极有效地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角度来看,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那么,新时代青年如何向邓小平同志学习呢?
阅读与邓小平同志有关的历史文献并了解其生平事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伟大的一生,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历史功勋。新时代青年要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崇高革命风范,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前提是对邓小平同志的生平事迹有充分了解,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邓小平文集(一九二五-一九四九年)》《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年)》和《邓小平传(1904-1974)》等。《邓小平文选》共三卷,收录邓小平从1938年-1992年期间的讲话、报告、文章等共222篇。第一卷收录了43篇,涵盖了1938年到1965年的内容;第二卷有60篇,涵盖了1975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夕的内容;第三卷内容最多,有119篇。如果青年朋友们能够把《邓小平文选》三卷看完,对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脉络就有了基本掌握。当然,仅仅孤立地看这些文章还不够,一定要搞清楚每篇文章的发表背景和所针对的对象。《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共分上中下三卷),共406篇、80余万字,编入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和在中央领导岗位工作期间的文稿。这套文集的内容比起《邓小平文选》要丰富得多,《邓小平文选》收录1949年-1975年期间的邓小平文献只有20篇,《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增加了386篇。《邓小平传(1904-1974)》则很生动、真实、全面地记述了邓小平在1904年-1974年这70年间的主要生平事迹,为广大青年全面、真实地了解邓小平提供了最可靠的史料。
一些回忆录和学界著作也可供青年朋友们阅读,比如杨国宇等著的《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邓榕所撰《我的父亲邓小平》,还有已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撰著的《邓小平时代》。总之,新时代青年要学习邓小平同志首先需要找一些史料可靠、通俗易懂的图书阅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其生平事迹。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崇高品德
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邓小平同志身上有很多崇高品德值得新时代广大青年认真学习: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邓小平同志自从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就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就坚定不移。1926年,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无论革命和建设中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不变,对于党的忠诚始终不变。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遇到了挫折、国内政治局势出现波折的时候,他也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并坚定地表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一直强调,我们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要沿用西方的一些名词概念,这正是对于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体现。
任劳任怨,踏实做事。邓小平同志在旅法勤工俭学期间,和战友们一起编辑《赤光》杂志,他承担蜡版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他刻写蜡版一丝不苟认认真真,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第一次被打倒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担任《红星》主编,虽然这份报纸工作人员少、其地位在党内并没有那么显赫,他却精神抖擞地投入其中,从约稿、刻印、编排到发行都亲自抓,没有丝毫懈怠,甚至在长征途中那种艰苦条件下还坚持出版,以鼓舞士气,没有丝毫的悲观失望。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工作时已经73岁了,他有一段深情讲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我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就不能有私心杂念。”他自告奋勇去主抓当时非常棘手但又特别重要的教育工作,这就是他踏实工作、为民服务的情怀最鲜明的体现。
公道正派。邓小平同志非常公道正派,毛泽东同志对此有过明确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担任政委的八路军第129师的主力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出现过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中央指示,在实际工作中强调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与张国焘的错误区分开来,在选拔配备干部方面兼顾德、才、资三个条件,这种公道的做法使得129师上下团结一致,战斗力得以增强。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财富,就是以他为主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继续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完整、准确理解它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既坚持邓小平同志基于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提出的重大结论、基本观点、正确主张,又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正确把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做到坚持真理不动摇、指导实践不偏离。要做到“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正确把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就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是其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原则,他明确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是这么说,更是这么做的。他三次被打倒,就是不愿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为他反对当时不切实际的“左”倾错误。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邓小平同志领导了伟大历史转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同志恢复原来担任的职务。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他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各方面拨乱反正,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他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继续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特区的积极探索,支持推广乡镇企业大发展,推动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形成,他这样做的依据就是“发展太慢”是当时的“实事”,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事实”,我们就要敢于“求是”,就是要改革、要闯出新路。
深刻认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开放置于这个伟大事业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鲜明风格和重要特征。作为新时代青年,一定要充分认识到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首先,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出无比生机和活力,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其次,改革开放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容;第三,改革开放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能力。正是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如此兴旺发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片光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不断加快。
在中共中央8月22日召开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学习邓小平同志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把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进、不断升华,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用实际行动来继承邓小平同志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踏踏实实地接好新时代这一接力棒,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