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造时代如何“技”高一筹

　　“过去车间里机器轰鸣，现在智能化产线静悄悄——工人少了，而能‘驯服’这些机器的高手却‘千金难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高级技能带头人夏立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一席话，引得在场代表频频点头。

　　他面前摆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的表述被重重画上了红线。

　　今年全国两会现场，技能人才话题持续升温。从火箭零件制造车间到数控机床操作台，从焊接工位到人工智能实验室，代表委员们带着一线实践的“泥土味”，为AI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把脉开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技高者多得”的承诺，与“人工智能+”行动的推进同频共振，更让这场讨论充满紧迫感。

　　AI重构“技能坐标系”

　　人工智能（AI）带来的“智造”浪潮波及甚广。

　　在航天领域深耕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数控加工技术研究室主任工艺师刘争对此感触尤深。他所在的车间，自动化设备逐渐替代传统手工操作机床，但能将个人经验、新工艺、新技术融入自动化设备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却凤毛麟角。

　　“过去需要人工编程加现场试切，不断迭代优化的数控加工程序，现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也实现了自动编程的尝试，但这些懂工艺、会编程又善用人工智能新技术的‘能手’可能比研究生还难招。”刘争说，在智能制造领域，企业对流水线上工人的需求量少了，但对于技术技能复合型产业工人需求量在激增。

　　技能人才的“能力坐标系”正在重构。

　　“有人说，早知道今天不如学个美发、做饭？这种声音很值得我们思考。”夏立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职业院校学生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挑战角度看，重复性、规律性强的基础岗位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替代，职业院校学生若只掌握单一、基础技能，确实容易受到冲击。

　　例如，一些简单的数据录入员岗位，可能会被智能数据处理软件取代。但从机遇角度来讲，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众多新兴职业和岗位，像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师、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等。

　　“职业院校学生要学会与AI共舞。”夏立说，职业院校可以凭借自身紧密对接市场需求的优势，快速调整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向，培养出适应这些新兴岗位的技能人才。

　　他以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为例，该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就因市场对相关人才的急切需求而供不应求。而且人工智能也能赋能传统行业，让美发、烹饪这些传统技艺借助智能设备和技术得到创新发展，比如智能美发设计软件辅助发型设计，烹饪中运用智能温控设备提升菜品质量等，为职业院校学生在传统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焊工高级技师黄春燕调研发现，某汽车工厂引入AI质检系统后，普通检验员需求减少，但能调试算法、优化模型的“数字工匠”岗位激增3倍。

　　“会编程的焊工比只会焊枪的吃香，可这类人才企业抢破头也招不满。”她说。

　　但黄春燕在调研中发现，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她认为，面对智能化、数字化浪潮的迅猛发展应培养一大批适应智能技术挑战，胜任新业态新模式需求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创新人才。

　　产教融合急需“深水区改革”

　　产教融合“深水区”的改革更显迫切。有代表吐槽，某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停留在“送学生实习换锦旗”层面，暴露出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的痼疾。夏立说，要让工人带着生产难题进课堂，学生带着解决方案上产线。

　　他力推“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进校园”：“让大国工匠带着真项目走进课堂，学生毕业就能上手攻关技术难题。”他所在的企业正试点“双导师制”，企业导师薪酬由校企共担，“师傅带徒弟不再‘用爱发电’”。

　　在他看来，虽然国家对产教融合做了很多的政策推动，但产教融合仍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很多企业认为参与产教融合投入大、周期长、收益不明显，缺乏内在动力。二是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大多停留在学生实习、企业简单参与课程设置等浅层次合作，缺乏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到实践教学、技术研发等全方位深度合作。三是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和政策支持，虽然国家有相关政策鼓励产教融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配套政策不够完善，对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激励措施不足，在税收优惠、资金补贴等方面落实不到位。四是校企双方信息沟通不畅，学校不了解企业最新的技术和人才需求，企业也不清楚学校的教学资源和人才培养情况，导致合作难以精准对接。

　　“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更关注短期利益，对产教融合这种长期投入的活动热情不高。”夏立说。

　　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党委书记朱华荣举了一个2019年与重庆大学联合打造智能网联人才班的例子。校企双方计划培养一批“硬件+软件”能力兼备的车辆工程专业学生，共计20人报名参加，前期在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实践平台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最终仅有3人留在公司，远未达到预期。

　　夏立还提到，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和执行细则；学校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和渠道，双方在合作理念、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他建议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向职业院校开放。同时，对向职业院校开放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鼓励更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参与到技能人才培养中来。由劳模工匠亲自指导学员学习，传授技艺，培养学员的工匠精神和职业素养。

　　黄春燕对此很认同，她告诉记者：“加大急需紧缺技能人才培养，迫切需要进一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让更多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

　　在她看来，一方面，要发挥职业院校的基础作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才培养模式。职业院校应结合区域产业的新发展，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引导行业企业用人单位深度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共同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推动人才供给侧改革，培育大量专业型技能型人才，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培训补贴政策，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针对岗位需求，根据职工的不同岗位、类别和层次，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保障职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技术技能水平。

　　“这些可以帮助破解‘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要的学不到’的困局。”黄春燕说。

　　让“技高者多得”照进现实

　　“职校生=差生？”“技能工人没前途？”——社会偏见仍是横在技能人才面前的隐形高墙。黄春燕说起亲身经历：有家长宁可让孩子读三本院校混文凭，也不愿选高职学数控，“结果毕业即失业，反而不如职业院校学生抢手”。

　　“要营造良好的技能人才成长环境。”黄春燕说，要加强对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宣传力度，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优秀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让“技能改变人生”“技能成就未来”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加大对高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进一步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荣誉感，营造尊重技能人才、关爱技能人才、支持技能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夏立也建议，加大对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优秀技能人才的宣传力度，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在实体制造业，技术创新主要依靠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

　　“在工厂干了半辈子，职称还比不上刚入职的研究生”——这种职业“天花板”，成为不少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红宇精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验检测中心副主任邵洪婷直言，制造业基层技术人员长期处于“科研人员瞧不上、技能工人够不着”的尴尬地带。

　　实际上，在制造业产业升级中，能够将新技术应用于产线、应用于现场，对设备进行改造维护创新的，就是这些基层技术人员。一些设备改造、生产数据分析、工装使用和工艺的优化，能够大幅提升产品合格率、提高产线生产力，解决科研人员和技能人员解决不了的问题。

　　邵洪婷通过观察、谈话调研和资料收集发现，在一些企业里，这部分人才的创新性是没有被激发出来的，存在某种程度的人力资源浪费。

　　“技术人员作为制造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连接科研与生产的关键纽带，在制造业集体转型升级的浪潮中，肩负着技术应用、工艺改良以及设备维护等方面的重要使命，这部分群体的作用不容忽视，也不应被忽视。”邵洪婷建议，培养更多技术过硬、实战经验丰富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为领军人才培养创造有利条件。

　　黄春燕也提到，可以构建科学合理的晋升通道，消除技能人才发展上的“天花板”。

　　比如，进一步突破学历、年龄、资历等限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运用评价方式开展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完善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贡献度。

　　她建议，要进一步推进企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技术技能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使技能人才获得与其能力、业绩、贡献相适应的工资待遇。

　　“这样或许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黄春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