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痕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像蚯蚓一样凸出而凌乱的青筋，就一起拥挤在二哥曾经壮硕的小腿肚上。

　　二哥年轻时是个干活儿的好手，饭量大，力气也大。为了挣钱供我上学，每年农闲的时候他就去离老家几十公里远的地方挖煤。那些私人煤窑条件极为简陋，一个又窄又黑的洞口，黑黢黢地通向无尽的深远和幽暗之处。

　　老家的人都说，下煤窑挖煤的人都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瓦斯和垮塌像拎着镰刀的死神，随时可能出现。我不知道二哥是怎样克服了第一次的恐惧，是如何下到那样幽暗无光的矿洞里。除了幽深，巷道还极窄，无法在里面站起来行走。二哥和他的工友们背煤的时候，常常只能趴在地上，一百多斤的煤炭装在篮子里，篮子吊在腰杆以下的臀部，最初是煤石灯，后来是矿灯，头顶套着矿灯，从几公里深的地底背着煤爬出长长的通道。

　　我和二哥都爬行在属于各自的狭窄通道里。作为一个重新返校的插班生，除了每天争分夺秒，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我一直记得自己19岁时背着旧木箱离开村子的那个早晨，已经成家的三哥把留着买小猪的50块钱塞到我的手中，大嫂把卖折耳根的50块钱也塞进我的裤兜里。村口看热闹的很多邻居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说，回来放牛这么几年了还回去读书，怕是瞎子点灯——白费油！当然也有人告诉二哥，即便读出来，成器了，人家也是回头就忘记你了。二哥笑着说，他想读，就让他去读吧！一回头，二哥又专心侍弄地里的烤烟去了。烟地都在离村很远的山上，烤烟季节，人背马驮。那是拼劳力拼体力的活计，二哥背上背着100多公斤重的一篮新鲜烟叶，还要负责赶马。烤烟结束，地里的苞谷收完，二哥又心急火燎地钻进煤窑里去了。

　　后来，小煤窑变成了煤矿。一个深秋的夜晚，在煤矿挖煤的二哥被顶板上掉落的巨大煤块砸到了。小腿骨断裂，戳穿了皮肤，套在二哥小腿上的矿工靴根本脱不下来。三哥只好找来一把大剪刀，含着眼泪，把已经灌满血的矿工靴和小腿上的那一截裤腿一起剪掉。我深夜接到电话的时候，整个人都被吓蒙了。家有亲人在煤矿，我最害怕深夜的电话。我问伤得怎么样？三嫂说，砸断了腿。我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连忙说：“人没事就好，腿砸断了可以医好！”

　　那次事故以后，二哥几年没下过煤矿。2008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曾几次告诉二哥，不要挖煤了，种好地里的庄稼就好。2010年秋天，四十几岁的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家，那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后来成了我的二嫂。我以为，二哥这回总算可以安心种庄稼了，他将像很多农民一样，一年四季忙碌在几块庄稼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新的生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容易。二嫂前夫的3个孩子中的两个已经长大，各自离家打工去了，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儿在上小学。又过了几年，最小的女儿读高中，到了正是用钱的时候。听说离家不远的一处煤矿招工，二哥又到煤矿干活儿去了。那时候矿洞里已经铺有轨道，二哥负责跟着轨道上的小矿兜运煤。我以为，用矿兜运煤，总会比用人背更安全一些。

　　2021年那个深秋的夜晚，坏消息还是来了。那时候我在高中当班主任，查完学生宿舍刚躺下，电话响了。一看，是二哥打来的！那时候已经晚上11点多了。我知道，如果没有要紧事，二哥轻易不会在晚上10点以后给我打电话。电话里是他沙哑的声音。他说他的左手中指受伤了，煤矿已经把他送到了县城的一家私人医院。他说：“我本来不想打电话给你了，又想想，觉得还是要告诉你一声。”我迅速穿好衣服，奔出宿舍，骑着电摩托赶往医院。

　　医院三楼骨科走廊里，二哥坐在候诊室墙边的一张长椅上，蔫耷耷的，眼神无助而疲惫，脏乱的头发凌乱地贴在额角上，苍白的脸上浅浅的一层煤灰使他更加憔悴。他嘴唇干裂，斜斜地靠在墙上，半闭着眼睛。医生说，就等你来，再顺便征询一下你的意见。那个手指头是保不住了，如果不及时手术切掉，非常容易感染。一旦感染，怕整个手掌都很难保住。情况都已经这样了，我们还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最后，二哥自己决定：既然保不住，那就切掉吧！

　　从此，二哥的左手掌变得残缺不全。每次回老家和二哥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看他的手。他的左手中指缺了一个关节，在整个手掌中留出一个巨大的空隙。那么明显，空洞，突兀。每次看到，我仿佛能听见从中穿过的呼呼风声，依旧带着那个夜晚的寒凉；我仿佛能听到两年前那个秋天的夜晚，二哥在电话那端沙哑的声音。

　　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那些艰难的时光总会过去，就像飞鸟飞过天空，就像那些年春天席卷过村口的一阵阵狂风，来去无痕。可是，时间还是悄悄地在二哥的小腿上打了记号，在他的手指上留下了印记。额头的皱纹，脸上的沧桑，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几年回老家见到二哥，我发现他的步履已有些蹒跚，再也不像挖煤供我读高中的那些年，走路都带着一阵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