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当年6月，英国年度净移民人数降至约20.4万，同比锐减近三分之二，创下新冠疫情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一显著变化并非偶然：就在11月20日，英国内政部正式公布《50年来最大规模合法移民体系改革》政策方案，标志着英国正对移民制度展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调整。

　　根据改革内容，工作签证、家庭团聚签证及政治庇护类签证申请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审批等待期，将从现行的最长5年大幅延长至20年；技术移民所需的雇主担保最低工资门槛也将进一步提高，整体审批标准明显趋严。英国内政部在通告中明确表示，此次改革旨在“通过降低净移民规模、优化移民结构，使英国的移民体系更加可持续，并与国家长远利益保持一致”。在净移民连续多年高企的背景下，此举被广泛解读为政府试图对现有移民格局进行深度重塑，重新设定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承载能力的边界。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加速收紧移民政策。11月26日，一起震惊全美的事件成为政策转向的导火索：一名于2021年入境、持政治庇护身份的阿富汗籍人士在华盛顿刺杀一名国民警卫队成员。事件引发美国舆论强烈震动，国土安全部随即宣布，对2021年至2025年间获批的约23万名难民及政治庇护者案件启动全面复审，并暂停相关绿卡申请处理。美国移民局亦暂缓所有新的庇护裁决，以开展系统性安全背景核查。多个州政府同步扩大对无证移民的现场驱逐与拘捕行动，边境与内陆执法全面收紧。

　　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公开表态，将对部分“高风险国家”的移民实施“永久性移民申请暂停”，并要求联邦机构重新评估现有移民路径对国家安全与社会凝聚力的潜在影响。总体来看，美国正以“安全审查”为核心逻辑，快速重构其移民体系。

　　英国与美国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及政策传统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作为长期依赖移民的两大西方国家，二者近期在移民政策上的同步收紧，已引发国际社会对其深层动因的高度关注，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西方传统移民模式在21世纪所遭遇的结构性挑战。

　　人工智能瓦解欧美移民体系底层逻辑

　　欧美国家长期被视为典型的“传统移民国家”，但其移民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抽象的价值观偏好，而是深深植根于本国经济结构与人口变迁的现实逻辑。

　　二战后，随着服务业持续扩张、制造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加速，欧美对劳动力的净流入形成了长期依赖。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些国家的本土生育率普遍持续走低，内生人口增长已无法支撑庞大的经济与社会运转需求。到20世纪末，伴随资本全球化浪潮，初级制造业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欧美经济结构进一步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在此背景下，仓储物流、零售餐饮、护理清洁等低技能但不可或缺的基础行业，高度依赖移民填补人力缺口；与此同时，高科技领域也积极吸纳全球顶尖工程师与专业人才，以维系其在创新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过去30年间，移民占欧美主要国家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不仅成为人口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更是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功能正常运转的关键支柱。

　　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AI）与自动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悄然瓦解这一传统移民体系的底层逻辑。在初级劳动岗位层面，AI客服、自动化分拣系统、无人配送等技术正大规模替代人工；算法调度与数字化管理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对重复性操作流程的依赖。结果是：原本由低技能移民支撑的岗位持续萎缩，企业呈现出“雇工更少、效率更高”的新循环，对低技能移民的经济需求明显减弱。

　　与此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资源日益紧张的大城市中，公众对生活成本上升的焦虑，往往被直接归因于“外来移民挤占公共资源”。于是，低技能移民的经济价值被削弱，而其社会争议却被不断放大，成了本轮政策收紧中最先被牺牲的群体。

　　移民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在国内

　　传统的欧美移民体系曾依赖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层结构”：接收难民，作为人道主义象征；低技能劳工构成服务业与基础产业的成本底盘；高技能人才则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然而，在AI技术革命、福利体系承压与政治极化三重力量的冲击下，这一结构正在迅速断裂。

　　一方面，高技能移民的需求不降反升。为争夺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的全球顶尖人才，英美等国纷纷推出“全球人才签证”“快速绿卡通道”等激励政策，使其成为移民体系中的“优先级对象”。

　　另一方面，难民与庇护申请者却日益陷入困境。地缘冲突频发本应强化人道责任，但在国内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庇护体系反而成为极右翼政客渲染“安全威胁”“文化入侵”和“身份危机”的核心议题。难民被高度标签化，既承受道德审视，又背负安全污名。

　　而夹在中间的低技能移民，则面临双重挤压：技术进步削弱了其岗位基础，公共资源紧张又抬高了其社会接纳成本。三类移民群体由此走向分化，原本互补共生的体系出现结构性裂痕。移民议题也从单纯的劳动力与经济问题，演变为社会矛盾的主要承载面。

　　总体而言，欧美此轮移民政策收紧，并非意识形态的突然转向，而是经济转型、财政压力与政治极化的共同产物。当低技能岗位被技术替代，而公共服务又难以扩容时，移民便成了最容易被指认的“替罪羊”。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单纯限制移民只是短期政治回应，既无法缓解长期财政压力，也无法解决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错配。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本土社会的内生承载能力，包括：扩大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福利体系，增强其可持续性与公平性；推动产业升级与技能再培训，提升本土劳动力的就业韧性。

　　唯有当内部治理真正稳固，社会才不会每逢经济波动或技术变革就将移民当作矛盾出口。也只有在公共服务与制度韧性夯实的基础上，移民政策才能回归理性与人道的平衡，而非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薛子敬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2月10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