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死了，却还活着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人在以自己的方式记着张纯如。

　　在美国圣何塞市，有一座以张纯如名字命名的公园。在中国江苏淮安，这座她祖辈生活过的苏北小城，为她设立了纪念馆。

　　很多人因为《南京大屠杀》知道她。1997年，29岁的她用英文揭露二战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本书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全球发行。2004年，36岁那年，张纯如因抑郁症离世。

　　刘卉是张纯如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从2017年开馆就在这里工作。她坦言，开馆的前几年，每天来参观的人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2025年夏天，纪念馆经历了一段罕见的流量冲击——暑假期间，平均每天涌进3000多人。对这个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区县级纪念馆来说，意味着每一平方米挤着3个人。

　　刘卉猜测，这可能与电影《南京照相馆》有关。该片导演申奥在长春电影节上致谢，“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书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张纯如女士，我们的很多灵感，很多素材都基于你一笔一画的描绘。”

　　热度散去，纪念馆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附近热门酒店的前台、城市里跑网约车的司机，知道张纯如纪念馆的人依然寥寥。

　　时间终于慢了下来，纪念馆里一张巨幅的彩色照片中，她穿着黑色衬衫、红色碎花半身裙，黑色的长发垂下来，紫色的花瓣在空中飘落。

　　那个在历史迷雾与生存压力间心急如焚的写作者，那个与时间赛跑的女性，再不用那么着急了。

　　三代人的“南京”记忆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与南京隔着一整个太平洋。

　　她的父亲张绍进出生在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那一年；母亲张盈盈出生在1940年的重庆。20世纪60年代，张纯如的父母从台湾赴美国深造，在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后来移民美国。

　　她的父母并非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对南京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张纯如外祖父的转述。他们亲身踏上南京土地的时间，甚至比女儿张纯如还要晚上几年。

　　但关于“南京”的讲述，在这个家庭从未断裂——它像一条隐秘的河流，从上代人外祖父侥幸逃过南京大屠杀的逃难记忆出发。

　　“在我们成长岁月里，我父母把从南京逃难的故事重复讲述了无数遍，所以我们也反复对孩子讲起这个故事。”张盈盈回忆。

　　张纯如在美国的学校、市区的公共图书馆寻找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可什么都没找到。她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也没有。她的老师们对这件事也一无所知。

　　因为找不到任何佐证，她一度无法确定：父母口中那场发生在南京的暴行，究竟是确凿的历史，还是遥远的传说？

　　成为职业作家的第二年，张纯如和母亲聊天时提到，自己有朝一日想写出一部像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一样的作品，以历史战争为背景。

　　张盈盈建议她，既然拥有双语能力和两种文化背景，或许可以以中国为题材，用英语描写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后来，母女俩又谈起了南京大屠杀。

　　她在写作上野心勃勃。张纯如始终备有一份新书选题的详细构想清单。到2004年离世前，她的构想已达400个。

　　南京大屠杀再次闯入她的生活，是1994年12月。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硅谷心脏地带圣何塞的郊区，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正在召开。

　　下午5点左右，一位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看起来像是高中生的女孩”张纯如出现了。会议大厅，那些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让她猝不及防，“被砍掉的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痛苦羞愤之情令人刻骨难忘”。

　　《圣何塞水晶报》拍摄的一张现场特写照片里：26岁的张纯如嘴唇紧闭，头靠在照片展板上，紧挨着南京大屠杀经历者痛苦的面庞。

　　在后来的书中，张纯如这样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

　　那些故事和照片，确凿的口述历史，与她童年从父母那儿听到的碎片渐渐重合。

　　“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忽略了这一历史事件。”她决定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

　　这种勇气，早已深植于她的性格之中。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录取时，张纯如选择了鲜有女生问津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双学位。她用3年时间修完了课程。然而，这个连续两个学期被系里嘉奖的优等生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的热情在于写作。

　　新闻系的教授建议她转专业前三思，告诉她计算机系的学生在找工作时更抢手。这无疑是一种“冒险”。

　　上大学时，张纯如写过一个关于癞蛤蟆的寓言故事：抓到后是放生还是关进玻璃缸？最终，故事的主人公选择放生，因为哪怕“危险而短暂”，也远胜于缸中“安全而漫长”却永远接触不到真实世界的一生。

　　“她是一个倾听自己内心、追随激情、努力创造某种具有永恒价值之物的人。”母亲张盈盈后来写道。

　　1994年冬天，穿越三代人的“南京”记忆，在蓄积了30年的能量后，将从《南京大屠杀》这本具有勇气的“河口”奔涌而出。

　　“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1995年，张纯如手上同时有好几件事要忙。

　　她愁钱和时间。张纯如拿到6万美元的预付稿费。尽管这是她第一本书的两倍，但仍难以支撑她接下来两年时间的日常生活和写书的各种开销。丈夫布雷特必须补贴她的费用。

　　布雷特多次向张纯如的父母表达对她财务状况的担忧，认为她的写作是“赔本生意”。他催促张纯如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

　　她不得不工作得格外努力以证明自己。没钱雇人帮忙整理录音，张纯如练就了打字飞快的本领。她“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兼职工作”——期刊的兼职编辑，制作教育录像、速记员、基金申请写手、邮购目录写手、技术文件写手。有段时间，她送过外卖披萨，每晚做4个小时电话推销员。

　　她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以日记、电影和照片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军方资料区，她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案索引卡片垒成厚厚一叠，几十个大箱子放在小推车上推到她面前。

　　她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等到翻完，她才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黑。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腐烂陈旧的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

　　张纯如的勤奋十分“显眼”。有一天她生病了，档案馆的雇员注意到，张纯如没有出现在办公楼旁边的公交车站，开始担心起来，最后把电话打到她暂时寄居的朋友家里。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约翰·莫特里厅，她常坐在两堵墙之间的一张书桌前，被在一大堆敞开的档案盒和复印文件包围，一坐就是一天。

　　她将上万页材料一页页复印、打包，邮寄回家。除了魏特琳、牧师约翰·马吉、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等人的故事，在收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张纯如敏锐地捕捉到另一个名字——约翰·拉贝。

　　于是，她拽着这根微弱的线索，像一名顶级的调查记者一样，多方打听。最终，联系到拉贝的一位外孙女莱因哈特。在沟通中，莱因哈特向张纯如透露，她的外祖父拉贝不仅曾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给希特勒，还留下了一本详细记录其在南京所见所闻的私人日记。

　　寻找拉贝的过程被列成单章，写进《南京大屠杀》。

　　张纯如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在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实习。相比于常规的跑城市新闻、参加各种会议，她更喜欢深度地挖掘和叙述。

　　在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寻证时，她短暂的记者生涯成了历史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张纯如来说，最困难的事是阅读一桩又一桩的日军暴行记录。1937-1938年，日本军人在南京对许多无辜的男女老幼残忍地加以奸淫、折磨和杀害。她读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几乎要窒息，有时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

　　“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张纯如生前接受采访时说。

　　在1995年的南京寻找“1937”

　　在张纯如笔下，1937年，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有着沥青马路、霓虹灯、城市自来水、公共汽车和小轿车的南京城恢复了烟火气，面馆里的店员、沿街行走的锡匠、捏着铜钱的小孩、推着嘎吱作响的独轮车的男人们都“活”了过来。

　　那是未曾经历大屠杀的南京，是普通人在历史巨变前夜的日常生活与尊严。

　　那些细节来自她在南京的实地采访。

　　1995年夏天，为写作《南京大屠杀》搜集资料的张纯如只身一人来到南京，看遍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

　　她从小学习汉语拼音和繁体字，能听懂中文普通话，但仍需要翻译随行。

　　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她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

　　采访幸存者时，张纯如的问题很细，有的具体到几点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道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情况等。

　　见到张纯如时，幸存者潘开明已经82岁。他在1937年是拉人力车的车夫，对地名记得比较牢，他讲述如何死里逃生以及如何从长江边返回的经历。张纯如就按照这些地名，在1937年的南京市地图上一一核对，并标出了他的返回线路，确认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

　　她从美国带来的照片全部有编号，在给翻译和幸存者们看过这些照片后立刻按照编号归档。

　　每天采访结束，他们将白天拍摄的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重播，同行的翻译杨夏鸣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录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

　　“她的笔头很勤，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有文字记录。她拍摄的大量照片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丝不苟。”张纯如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杨夏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京采访中，张纯如对细节的苛求与对证据链条的严谨态度，并非凭空而来。

　　大学毕业后，她曾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一次，编辑要求她给一个刚刚不幸失去一位亲人的家庭打电话。张纯如告诉编辑，自己已经试了几次，但对方拒绝采访。编辑让她再试。

　　于是，她当着其他同事的面，拨通电话后把电话递给那位编辑说，你跟他们讲吧。

　　在张纯如看来，那个家庭有权不公开自己的伤痛，这要比获取一两句报道中可以引用的话重要得多。

　　她希望获取真实、完整且富有尊严的真相，而非任何形式的片面材料。

　　张纯如告诉杨夏鸣，幸存者的证词同马吉、威尔逊等传教士与50多年前在他们各自日记里所描述的完全吻合，相互印证。这说明他们的日记和幸存者的证言是真实、可信的。

　　每个见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全程录像。每次采访结束时，她都给幸存者一些钱。

　　“当她发现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张盈盈回忆，女儿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觉得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张纯如告诉母亲，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帮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公道。

　　“特立独行”的写作者

　　从南京采访回到美国，张纯如曾在给母亲的邮件里表达自己关于写作《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安全顾虑。

　　张纯如知道，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身边的朋友曾劝她取消中国之行，“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

　　她对安全不无顾虑。在和丈夫搬家时，她找私家侦探，寻求办法让自己的新家“不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

　　这些困难都不能阻碍她。她要继续“特立独行”，去对抗偏见、威胁与遗忘。

　　这种特质在她读中学时已经显现。那时，班上的一个女孩被同学冠以“怪物”的绰号，经常成为全班嘲弄的对象。张纯如为此愤愤不平。她告诉母亲，与绝大多数跟从潮流时尚或保持“政治正确”的人不同，她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永远都不要做随大流的人。

　　有段时间，张纯如为加入一个高手云集的计算机俱乐部而努力学习并通过考试，却发现俱乐部改了规则，她不得不通过更多的考试才能有资格加入。后来，她发现原来这个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男性，当听说有一个女孩想加入时，他们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不想接纳女生，因此改了规则。张纯如对这个俱乐部再也没有兴趣了，通知他们“这事儿算了”。

　　实习时，她也不喜欢“办公室政治”。她不会在人背后说闲话，觉得这样的事既无聊又浪费时间。

　　她看上去有种格格不入的冷漠。

　　可事实上，和她交往过的人都觉得她有“亲如邻家女孩的本性”。她喜欢讲笑话，每次听到一个笑话，她总比其他人笑得更大声。

　　她常觉得自己时间不够，连“买婚礼的礼服时都想速战速决”。可面对陌生读者的信件，她总是耐心回复。她大约花了两年时间，才回复完《南京大屠杀》读者的来信——她关心每一个具体的人，无法对历史上的集体苦难保持沉默。

　　在《南京大屠杀》漫长而艰难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感到困惑和悲哀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顽固地拒绝承认这段历史”。在德国人不断向大屠杀遇难者道歉的同时，日本人则将本国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有位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国受害者认为，该行径的政治含义就好比“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一座供奉希特勒的教堂”。

　　“最好的导师、知己和朋友”

　　《南京大屠杀》的写作并不顺利。她告诉母亲，自己总是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洗澡的时候，头发一掉就是一大团。

　　“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遇害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张纯如告诉母亲，自己要将这些受害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张纯如和丈夫居住的两居室公寓几乎每面墙都摆着书架，塞满了书。写作《南京大屠杀》时，她总是夜里工作，中午起床，下午先做些家务才坐下来写作，直到丈夫回家。晚饭后，他们一起外出散步，等丈夫睡觉后，她继续写作到早晨四五点。

　　丈夫的工作非常忙，“也听烦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暴行的恐怖故事”。张纯如就在睡觉前，给有两个小时时差的父母打电话，讲述自己新的发现。她发现父母更能理解她的痛苦。

　　“我们一直期待纯如的来电，愿意听她说话，不管是几点，”张盈盈写道，“或许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发生的悲剧与我们息息相关。”

　　在张纯如心中，父母始终是她写作生涯里“最好的导师、知己和朋友”。

　　1996年年底，《南京大屠杀》的初稿完成后，连续几周，这对科学家夫妻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用于阅读女儿寄来的140页初稿，比该书的编辑更早地阅读完。

　　他们坦率地表达失望之情，“故事讲得缺乏激情”“一些地方写得巨细靡遗，另一些地方则过于简单。”他们一面给她鼓劲儿，一面在稿页上写下问题和评论。

　　两个月后，赶上张绍进过60岁生日，夫妻俩到张纯如家，和女儿一起翻译、研读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见到父母，张纯如一点儿都不想浪费时间，马上把她想要父母帮忙翻译的中文资料拿给他们。她从台北收集到的资料中，有蒋介石和负责保卫南京的司令长官唐生智之间的电文，她迫切想知道这些电报的内容。这对她理解“为什么南京会在1937年12月13日这么快落入日军之手”至关重要。

　　那时候的电文中，一些文字被用以代表特定含义。幸运的是，张绍进小学时学过这种电报规则。夫妻俩坐在公寓的蒲团上，对张纯如口述译文。

　　稿件每修改一次，张纯如都会寄给父母一份征求意见。在最终定稿前，她寄出了四五个不同的修改版本。

　　张纯如在写给母亲的邮件中写道，对自己而言，“文字是保存灵魂精华的唯一方式”。

　　张盈盈和丈夫把发现的错误列出一张表发给女儿。同时，面对张纯如的经济状况，他们建议她，或许可以找一份教职，业余的时间继续自己感兴趣的写作项目。

　　夫妻俩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要赚钱养家糊口，但对社会的贡献并不能完全都以金钱衡量。尽管张纯如的写作生涯迄今为止还没赚到钱，但她所做的一切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由衷地为她自豪。

　　“我想起你和爸爸在过去30年里对我的栽培，在城里每个人似乎都在取笑我的时候，你们两个依然爱我，相信我。”《南京大屠杀》的一次宣发演讲后，她寄给父母的明信片里写道。

　　“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发生”

　　《南京大屠杀》一出版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

　　时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教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称“自1945年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作者用英语向广大读者如此清晰有力地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并将这本书用于哈佛大学的教学中。

　　在弗吉尼亚，她的书在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图书巡回签售中，书一直断货，很多人只能拿着藏书签排队等她签名……张纯如成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最年轻的华裔作家，而且一上榜就是3个月。

　　她的照片和受访报道登上各大报纸、电视台。哈佛、斯坦福、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也留下了她演讲的身影。

　　每到一个城市，被人群围住已成家常便饭。在机场、餐馆甚至警察局，张纯如都被人认出来过。

　　她的邮件地址被公之于众，很快邮箱便会爆满。从美国和世界各地寄给她的来信装满了几个大箱子。

　　在《南京大屠杀》的签售过程中，很多亚洲老人都找到张纯如，把自己在二战时的痛苦遭遇倾诉给她，流着泪感谢她写了这样一本书。

　　也有人当场站起来说，“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悬赏要你的命？”她收到的递过来的纸条上写着，“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这些评论困扰过她。张纯如收到过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

　　在《南京大屠杀》中，她基于翔实的史料调查，明确提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在“26万到35万之间”，远高于日本方面“修正主义”数字的结论，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想尽一切办法诋毁她。日本学界和日本保守派持续不断批评张纯如的书。直到她去世，那些诋毁她的声音仍未停止。

　　1998年4月，《南京大屠杀》出版半年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她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

　　如今，在张纯如纪念馆墙上的小电子屏上，播放着1998年，张纯如和齐藤邦彦在电视台公开连线对话的片段。主持人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

　　“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张纯如反问道。“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的，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说过，对大屠杀的遗忘等于第二次杀戮。因为张纯如的书，第二次南京大屠杀将不会发生。”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在书评里写道。

　　“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

　　因为《南京大屠杀》成为畅销书作家后，张纯如为自己的下一本书争取到了巨额的预付稿酬。这意味着，她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安心写作，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

　　然而，一切即将戛然而止。那个“看上去非常年轻、充满活力，像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的张纯如，在一条孤独的路的尽头消失了。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张纯如又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美国华人》的写作。两本书之间，她成了母亲，努力保持之前的工作效率的同时，更多地陪伴儿子。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作家张纯如”忙着《美国华人》的巡回宣传和签售。最长一次行程，从3月31日持续到5月6日，35场签售让她在美国来来回回穿行了4次。

　　同时，她也在为第三本书，关于菲律宾战俘的选题作准备。这似乎是《南京大屠杀》留给她的使命的延续——关注二战亚洲战场上被西方主流叙事遮蔽与遗忘的受害者。

　　她要记录那些“恐怖得无可言喻，连她雇佣的打字员在整理采访录音时都忍不住落泪”却即将随幸存者一起消失的证言。

　　家人曾建议她，不要再写这类残酷的题材。“她说她无法拒绝那些老兵，无法容忍他们的故事被人遗忘。”

　　那次漫长的签售旅途中，她遭遇了近距离的威胁。“这对她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刺激。”布雷特回忆道。

　　与此同时，“母亲张纯如”观察到孩子可能患有孤独症。

　　“我认为纯如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的恐惧和忧虑、频繁的通宵工作以及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等因素，最终导致了2004年8月她在路易斯维尔的精神崩溃。”布雷特说。

　　2004年8月，张纯如在采访菲律宾战俘的出差中精神崩溃，被送到当地医院精神科病房。

　　此后的3个月，她看过心理医生，接受过药物治疗，都没有见效。她感到“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即将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

　　张盈盈不停地回忆女儿在生命最后几个月的种种细节。这位生物学家查阅大量的医学文献后认为，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治疗张纯如抑郁症的药物可能产生使人有自杀倾向的致幻副作用，且剂量的标准不适用亚裔人群，但医生临床使用时并未说明。

　　由于社会上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他们尊重张纯如的意见，曾将她患上抑郁症的事严格保密。女儿去世后，她和丈夫决定接受美国亚裔心理健康网络的邀请，代表精神疾病患者公开发表演讲。

　　“对精神疾患问题的公开讨论，以及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对于精神疾病的恢复至关重要，”张盈盈写道，“这是我们的教训。”

　　2004年11月9日，被抑郁症困扰数月后，张纯如在自己的白色轿车内开枪自杀。

　　世界失去了张纯如。

　　世界上有数不清的方式在缅怀着她。

　　她去世后第三年，在腰封上标注着“完全翻译”的《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出版。

　　第八年，英国作家莫·海德写了《南京的恶魔》，扉页写着，“献给张纯如，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成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第十年，中国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的12月13日，凌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张纯如的雕像在纪念馆前静静立着。

　　第二十一年，一家企业向张纯如纪念馆捐赠了90台导览器。他们原本希望捐赠180台，但由于纪念馆空间有限，无法全部容纳。这家企业没有提出任何宣传要求。

　　2025年，张绍进去世，墓碑紧挨着女儿的那块。这里总有一两束鲜花。

　　在张盈盈看来，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张纯如的精神：“有些人的一生便是专门为别人而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