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对过去的理解走向未来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2月31日 06版)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3000人合唱团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松花江上》。1931年,日军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此后14年,在反抗侵略的亚洲战场上,至少3500万名中国军民伤亡。中国抗战,是开始最早、历时最久的反法西斯战争。
无论80年前还是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最终的胜利,夹杂着巨大的民族伤痛和苦难记忆。这记忆并非单一的、静止的过去——它在无数个家庭、村庄、城市中被讲述,在每一处留有伤痕的土地上生长。
2025年6月,浙江义乌崇山村搬空了,它将随着城市化进程,消失在推土机扬起的尘埃中。
这个即将消逝在地图上的村庄,曾用最惨烈的方式承载历史。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中,三分之一的崇山村人感染鼠疫死亡,18户灭门。村中“冲、茂、焕、基、晋”字辈的五代人几乎消失。
为了给死去的亲人讨公道,自1994年起,崇山村的村民代表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并进行赔偿。
村民自发调查,一个个家庭的记忆被回溯、打捞、核对、记录。“记忆只有在被记录下来、被当事人以外的更多人共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历史’。”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崇山村人找回了自己村庄蒙难的历史。他们将一面墙大的遇难者名单搬进供奉祖先的祠堂。义乌民间将每年的11月18日设定为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
对日诉讼持续了10年,日本三级法院共开庭40次,细菌战诉讼在日本走完全部司法程序。他们败诉了,但几万字的判决书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这是历史上首次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细菌武器。
2025年年末,崇山村消失了,细菌战原告团的成员只剩下一位在世。那片废墟中,曲江王氏祠堂依然矗立,门边上钉着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牌匾字迹清晰。
因为那些“冬天没袜子穿”的农民对历史真相近乎执拗的守护,因为他们曾经的抗争、讲述和记录,才让伤痕之上,生出了对生命尊严的确认,让曾经的记忆,“为了和平”与“不再重犯”的心愿,不会随之湮灭。
2025年夏天,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豆瓣网用户打出8.8分,一网络购票平台上该片得分9.7分。导演申奥在长春电影节上致谢:“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书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张纯如女士,我们的很多灵感,很多素材都基于你一笔一画的描绘。”
这个夏天,江苏淮安的张纯如纪念馆经历了一段罕见的流量冲击——平均每天涌进3000多人。对这个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区县级纪念馆来说,意味着每一平方米挤着3个人。
这位早逝的华裔女作家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1994年,当崇山村村民在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跨国诉讼中艰难跋涉时,太平洋彼岸,张纯如也在对抗着遮掩历史的力量。
那一年,美国加州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会议上,记录历史现场的照片让张纯如经历了极度痛苦的时刻。她意识到,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她决定用写作对世界讲述这段历史。
张纯如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手指留下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被墨水染黑。空气中弥漫的灰尘和腐烂陈旧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
在南京,每个见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她看遍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张纯如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
写作前,张纯如就清楚,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她毫不在意,“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202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第十二个国家公祭日,南京上空警报再次响起,3000只和平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放飞。北京、上海、辽宁沈阳、重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举行悼念活动。
这一天,尽管天气阴冷,飘着雨夹雪,张纯如纪念馆还是挤满了前来缅怀的人。张纯如的雕像前,层层叠叠的鲜花中,夹杂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卡片。
对那些尊重历史和真相的人,1937年冬天的记忆,不再是模糊的传说和个体的伤痛,而是一种不断被讲述、被确认、被传承的公共遗产。
如今,这种传承,正以各种具象的形式,被郑重地安放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2025年,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面由5098张黑白照片组成的巨型矩阵墙沉默矗立,宏大的历史落细为无数个体的生命瞬间。
这些照片记录着14年抗战里的细微变化。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装备、士兵素质、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都与日军有较大差距,虽拼死抵抗,却无法扭转惨败的结局;后来,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正面战场有了反攻的迹象,国际援助随战局推进逐步汇聚——“照片里人的表情是有变化的,从看不到希望,到越来越有希望。”
也有无法被影像记录的记忆。东北抗联,那支“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的队伍,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与频繁的“围剿”中战斗,留下的影像少之又少。
但东北抗联的记忆并未因影像的稀缺而湮没。在白山黑水间,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说与回忆,记下了这支队伍的英勇,传承着“血战到底”的抗战基因。
2025年,这些“记忆”格外深刻。
它们并不指向“苦痛”和“仇恨”。它是天安门广场上引领新式装备方队出场的80面战旗,每一面旗帜都代表着一支功勋部队的光荣历史。它是一个民族从历史烽火中走来、面对复杂世界时的前行共识和深沉底气。
它们被不断讲述、传承,被每一代人重新确认,并赋予面向未来的力量。
最终,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都将指向未来。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历程,并带着这份理解,走向何方。
马宇平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2月31日 06版
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3000人合唱团演唱的第一支歌曲是《松花江上》。1931年,日军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此后14年,在反抗侵略的亚洲战场上,至少3500万名中国军民伤亡。中国抗战,是开始最早、历时最久的反法西斯战争。
无论80年前还是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最终的胜利,夹杂着巨大的民族伤痛和苦难记忆。这记忆并非单一的、静止的过去——它在无数个家庭、村庄、城市中被讲述,在每一处留有伤痕的土地上生长。
2025年6月,浙江义乌崇山村搬空了,它将随着城市化进程,消失在推土机扬起的尘埃中。
这个即将消逝在地图上的村庄,曾用最惨烈的方式承载历史。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的细菌战中,三分之一的崇山村人感染鼠疫死亡,18户灭门。村中“冲、茂、焕、基、晋”字辈的五代人几乎消失。
为了给死去的亲人讨公道,自1994年起,崇山村的村民代表向日本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并进行赔偿。
村民自发调查,一个个家庭的记忆被回溯、打捞、核对、记录。“记忆只有在被记录下来、被当事人以外的更多人共有的情况下,才能成为‘历史’。”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讲,崇山村人找回了自己村庄蒙难的历史。他们将一面墙大的遇难者名单搬进供奉祖先的祠堂。义乌民间将每年的11月18日设定为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
对日诉讼持续了10年,日本三级法院共开庭40次,细菌战诉讼在日本走完全部司法程序。他们败诉了,但几万字的判决书认定了细菌战的事实,这是历史上首次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细菌武器。
2025年年末,崇山村消失了,细菌战原告团的成员只剩下一位在世。那片废墟中,曲江王氏祠堂依然矗立,门边上钉着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牌匾字迹清晰。
因为那些“冬天没袜子穿”的农民对历史真相近乎执拗的守护,因为他们曾经的抗争、讲述和记录,才让伤痕之上,生出了对生命尊严的确认,让曾经的记忆,“为了和平”与“不再重犯”的心愿,不会随之湮灭。
2025年夏天,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豆瓣网用户打出8.8分,一网络购票平台上该片得分9.7分。导演申奥在长春电影节上致谢:“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书写了《南京大屠杀》这本书的张纯如女士,我们的很多灵感,很多素材都基于你一笔一画的描绘。”
这个夏天,江苏淮安的张纯如纪念馆经历了一段罕见的流量冲击——平均每天涌进3000多人。对这个只有两个人员编制的区县级纪念馆来说,意味着每一平方米挤着3个人。
这位早逝的华裔女作家被越来越多的人记起。1994年,当崇山村村民在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跨国诉讼中艰难跋涉时,太平洋彼岸,张纯如也在对抗着遮掩历史的力量。
那一年,美国加州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会议上,记录历史现场的照片让张纯如经历了极度痛苦的时刻。她意识到,与日本遭受原子弹袭击和犹太人在欧洲所遭受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她决定用写作对世界讲述这段历史。
张纯如四处查阅写作南京大屠杀所需的一手资料,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手指留下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被墨水染黑。空气中弥漫的灰尘和腐烂陈旧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
在南京,每个见到她的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述南京大屠杀的事。她看遍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张纯如想尽量让自己置身于1937年的环境中。
写作前,张纯如就清楚,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日本右翼极端分子会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她毫不在意,“让全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202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第十二个国家公祭日,南京上空警报再次响起,3000只和平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放飞。北京、上海、辽宁沈阳、重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举行悼念活动。
这一天,尽管天气阴冷,飘着雨夹雪,张纯如纪念馆还是挤满了前来缅怀的人。张纯如的雕像前,层层叠叠的鲜花中,夹杂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卡片。
对那些尊重历史和真相的人,1937年冬天的记忆,不再是模糊的传说和个体的伤痛,而是一种不断被讲述、被确认、被传承的公共遗产。
如今,这种传承,正以各种具象的形式,被郑重地安放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2025年,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面由5098张黑白照片组成的巨型矩阵墙沉默矗立,宏大的历史落细为无数个体的生命瞬间。
这些照片记录着14年抗战里的细微变化。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装备、士兵素质、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都与日军有较大差距,虽拼死抵抗,却无法扭转惨败的结局;后来,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正面战场有了反攻的迹象,国际援助随战局推进逐步汇聚——“照片里人的表情是有变化的,从看不到希望,到越来越有希望。”
也有无法被影像记录的记忆。东北抗联,那支“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的队伍,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与频繁的“围剿”中战斗,留下的影像少之又少。
但东北抗联的记忆并未因影像的稀缺而湮没。在白山黑水间,人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说与回忆,记下了这支队伍的英勇,传承着“血战到底”的抗战基因。
2025年,这些“记忆”格外深刻。
它们并不指向“苦痛”和“仇恨”。它是天安门广场上引领新式装备方队出场的80面战旗,每一面旗帜都代表着一支功勋部队的光荣历史。它是一个民族从历史烽火中走来、面对复杂世界时的前行共识和深沉底气。
它们被不断讲述、传承,被每一代人重新确认,并赋予面向未来的力量。
最终,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都将指向未来。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历程,并带着这份理解,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