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赋予我们奔赴高原的意义”

　　时隔6年，叶西若马依旧记得，在家乡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中学校读初三时的一次“被看见”。当时，支教老师、西南民族大学“格桑花”研究生支教团第三届成员朴景麟组织了一次诗歌创作活动，叶西若马写的小诗得到了表扬。

　　如今已是中南民族大学学生的她回忆，“只要勇于表达，无论对错，都是成长。这份鼓励，成为我后来每次想要发言时不可忽视的明灯。”

　　不久前，西南民族大学“格桑花”研究生支教团十周年大思政课（以下简称“大思政课”）开讲。叶西若马将一段满载回忆与感激的视频发给了朴景麟。她在视频中说，“是你们让我们在迷茫的年纪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与思考，也让我们看见了未来的更多选择与美好。”

　　历届支教团成员代表悉数到场，讲述了“我们的十年”。朴景麟感慨说，“支教的那一年里，我见证了孩子们身上的点滴改变。我鼓励他们读高中、考大学，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广阔的世界，也是他们让我在寒冷的高原上度过了温暖的一年。”

　　正在红原县中学校支教的第十届成员聂雨欣带着学生通过网络共同观看了这堂大思政课。她说，“对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希望能成为他们看世界的一扇窗。我会努力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记者了解到，自2015年以来，该支教团已连续十年派遣78名志愿者深入阿坝州红原县、若尔盖县等高原地区开展服务。西南民族大学团委书记杨丽以红原县中学校为例谈到，“这些实践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她说，对大学生而言，支教不仅是一段“体验”或“奉献”，更成为一次“成长”与“共创”的机会。

　　多年后，当支教团的成员们重聚，朴景麟所带班级走出三位中考状元的事，依然是大家共同的骄傲。2019年，依据《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跨区域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三名学生分别以红原县、松潘县和黑水县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学习。

　　最初接手初三年级两个汉文班的语文课时，朴景麟发现学生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基础普遍薄弱。他从最基础的字词抓起，把易错字工整地抄在黑板上，标注拼音，要求学生记在本子上定期复习；面对学生写作困难的情况，他要求每周写一篇周记，哪怕起初只能写出几十个字；为了锻炼学生的普通话，他还办起了朗读比赛。

　　改变也在悄然发生。朴景麟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愿意和我交朋友了，会主动在食堂坐到我旁边，课后也乐于分享自己的小秘密和班里的趣事”。他对记者说，这两个班级的学生经过第一届、第二届支教团成员的培养，“在第三届我们服务期间结出了果实”。

　　来到学校后，聂雨欣感受到，学长学姐们的身影无处不在。“能听到学生们好奇地问以前的老师去哪儿了，说很想他们；也能在展示柜里看到老照片、周记本上贴着的暖心便签，那些沿用至今的教学案例，也带着前几届的痕迹。”

　　不过，挑战依然存在。去年国庆长假，一些需要返回牧区的学生们向她反映，家中没有网络，还要帮父母放牧、干活，作业怎么办？经过讨论，聂雨欣布置了可“离线”完成的任务，如摘抄课文、阅读纸质名著并写读书笔记。“这样既能巩固基础，也不受网络限制，还能让他们在假期里多动笔、多积累。”聂雨欣说。

　　在大思政课上，第二届成员吴启迪这样总结：“一年时间，我们能传授的知识其实有限。但每一届支教团都像一条溪流，汇入同一片草原，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滋养着那些‘幼苗’，留下深远的影响。”

　　一年时间虽短，却承载着许多支教团成员共同的愿望：为孩子们推开一扇窗，架起一座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本身就是一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在见证孩子们成长的同时，他们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

　　“这些经历让我们体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日常相处中自然生长的情感联结。”陈莹谈到，当师生们坐在同一间教室学习同一篇课文，在冰天雪地中共享一壶热茶，或在困难时彼此鼓励，“这些真实而具体的瞬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成为可触可感的现实。而一届届支教团的接续传递，正是这一意识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

　　第九届支教团成员谭雯菲初到海拔约3500米的红原县时，曾整夜睡不着。“更焦虑的是，我要教4个班级的物理，跨两个学段，我问自己，我真的能担起这份责任吗？”她从最基础的备课做起，搜集故事作为课堂导入，让教学既生动又扎实。那一年，他们12名成员承担了11门学科的教学，面向900多名学生。

　　“有个孩子不敢读课文。那一刻我明白，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她和同事们教孩子们唱《我是中国娃》，“想把文化自信的种子埋进每一个孩子的心里”。他们还开设了摄影、心理、篮球、舞蹈等社团课。

　　“教育是价值观的塑造，更是精神的传递。”谭雯菲不无感慨地说，“自己也读懂了‘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的含义”。

　　如今，陈莹已经成为一名高校辅导员。她至今记得，支教那年“衣兜里热乎乎的鸡蛋，挂满脖子的哈达，每堂课前簇拥着来接我的孩子们，以及最后一课上他们齐唱的《你从未离去》”。“与其说我们影响了学生，不如说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们传授知识，而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赋予了我们奔赴高原的意义。”

　　她也由此理解了“扎根”的真实含义。“教育不是飘在空中的道理，而是走进一个人的生命里，理解他的处境，尊重他的节奏，然后陪他一起长出自己的力量。”这种“扎根式”的共情与沟通能力，让她在如今的辅导员工作中更懂得了倾听与理解。

　　朴景麟毕业后入职成都一家国企已经3年了。在他看来，支教那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从教学到行政事务，个人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他坦言，当初怀揣“一定要改变民族地区教育现状”的热情而去，一年后则更清醒地认识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持续接力。“但通过课上课下的交流，看到他们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就是一种成就。”

　　成员丁诗瀚在回顾时说，“我们一直在拍摄一部名为‘传承’的电影。”在她看来，志愿者不仅在传递知识，更在行动中传承着“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的支教精神。许多成员在服务期结束后，仍与孩子们保持联系，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精神导师”。